8月9日，新加坡《聯合早報》與台灣中時新聞網兩則新聞，照見台灣當下真實的困境。

一則是台灣當局首次在「城鎮韌性」演習中加入所謂「斷網」演練。台灣14個縣市計劃於8月10日和8月13日進行移動網絡短時降速，測試「社會通信承壓能力」。另一則是在長崎原子彈爆炸和平紀念儀式上，台灣所謂「駐日代表」因不滿座位被安排在使節團區域之外，以「台灣地位被矮化」為由拒絕出席，並藉機抨擊大陸。

表面看，一為內部演練，一為外事爭議，似乎並無關聯。可若放在一起看，恰恰照出了台灣當下一個越陷越深的困境：民進黨當局已經越來越習慣於把兩岸問題當做政治表演，把治理問題變成情緒動員。

先看「斷網」演習。不少接受採訪的台灣民眾對此頗為冷淡：有人根本不知道要演習，有人不明白為何要限速，也有人覺得「反正才半小時」、影響不大，還有人不知道演習，直言後續警報聲可以響大聲一點。這恰恰說明，民進黨當局警報拉得太多，口號喊得太滿，「韌性」「備戰」「防衛」天天掛在嘴邊，而民眾面對重複的政治口號和媒體渲染，只剩疲勞和麻木。演習早已淪為形式，警報淪為背景音，所謂「全社會防衛韌性」始終停留在文件和話術裏。

民進黨當局長期以來製造兩岸對立，渲染台海緊張，企圖煽動民眾「抗中保台」，可現實是，島內期盼交流、呼籲和平、反對「台獨」的民意不斷壯大。民眾越來越清醒，是誰在製造對立、製造緊張、製造風險。各種演習，不過是政治表演秀，勞民傷財、社會無感、毫無必要。

再看長崎席次爭議，問題就更明顯了。台方將原爆和平紀念儀式上的座位安排炒作成「矮化地位」「辱損尊嚴」，繼而再升級為對「大陸打壓台灣」的無理控訴。這暴露出台灣當局固化的政治慣性：凡涉及稱謂、席次、禮遇的「尊嚴象徵」，便立刻進入高度情緒化狀態；凡能製造「受辱感」，便迅速轉化為內部動員資源。這種姿態看似強硬，實際虛弱。民進黨當局越是高聲宣示「主體性」，越暴露出內在的焦慮。

兩條新聞連起來，邏輯就清楚了。

一邊是「安全焦慮」——不斷提醒社會，風險逼近，必須準備；一邊是「身份焦慮」——不斷告訴社會，尊嚴受損，必須憤怒。這兩種焦慮，正在台灣內部纏成一股繩，共同塑造着島內越來越扭曲的注意力結構：關乎通信脆弱、基礎設施受損、社會承壓能力的問題，民眾越來越冷感；反倒是席次、稱謂、象徵待遇之類的問題，政治系統總能迅速拉高聲量。

這不是成熟社會應有的狀態。台灣當局如果長期生活在「戰爭想像」與「尊嚴敘事」之中，陷入政治表演與情緒動員之中，完全忽視社會治理與民生發展，那麼它最後得到的，往往不是更安全，也不是更有地位，而是更深的內耗、更重的焦慮和更強的被動。真正的「社會韌性」，從來不是高頻率的警報、形式上的演習、動員的口號。真正的「主體性」也不是對席次、稱謂、禮遇高度敏感。說到底，台灣社會今天面臨的，不只是外部環境的壓力，更是內部認知與治理邏輯的失真。

信號變弱，是由於網絡技術的干擾；可如果一個社會判斷現實的能力持續變弱，代價就絕不會只是一場做做樣子的演習，也不會只是一場席次風波，而會一點點滲入它的政治、治理、公共討論與集體心理之中。所以，台灣社會比「斷網」更危險的，是在一次次政治表演與情緒動員之中，越來越看不見治理困境與兩岸現實。

（《環球時報》8月9日，作者：海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