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昭愷一九一一年出生於天津市一個職員家庭，一九二八年中學畢業後，家庭無力供養其升入大學，十七歲的孔昭愷考進《大公報》編輯部當練習生，主要工作是翻譯電碼。他大概沒有想到自己在這家報紙工作了三十八年，直至一九六六年北京《大公報》停刊，彼時他才從副總編輯位置卸任。

王芸生進入《大公報》比孔昭愷晚一年，但比孔昭愷年長，因為張季鸞欣賞王芸生的文筆，入館不久王芸生開始撰寫社評、主編《國聞周報》，並編寫《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孔昭愷謙虛好學，編務之餘，喜歡在《大公報》圖書館讀書，「王芸生教給我許多做報的方法。他說要寫一篇評論，首先要弄清楚問題，然後琢磨寫什麼，要抓住每一個想法，認真地去想。根據事實，想出論點。特別要注意文章要有警句，有了警句，更可以吸引讀者。我受教於王芸生的地方很多，我們的關係漸漸成為亦師亦友的關係，從此，我也稱他為王先生。」

孔昭愷在跑體育新聞的時候，認識了他後來的妻子，她曾經是籃排球選手和田賽選手，畢業於河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在南開小學任教，他們於一九三四年結婚，胡政之參加了他的婚禮。

從練習生到編輯主任，孔昭愷可以說是《大公報》培養出來的。在漢口的時候，張季鸞有一天突然讓孔昭愷寫一篇社評，孔昭愷後來回憶說，「我聽了有點冒汗，我這個材料怎麼能寫社評呢？」但還是咬牙寫出了一千字，「寫社評在大公報編輯部是至高層次，不免心嚮往之，只是憑我這點墨水實不敢冒昧從事，張先生的鼓勵給我以信心。以後到重慶，也寫過社評，質量不高，但漸漸能放開筆來寫。沒有張先生的引導，恐怕那時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孔昭愷說，「我不喜歡張先生跟國民黨的要人靠得那麼近，但我深深敬重張先生的為人。我很喜歡張先生那種踏踏實實的工作態度。他常常是從白天一直工作到深夜，內勤也做，外勤也做，有時一般的記者招待會也要參加。」

一九四四年孔昭愷代表《大公報》參加中外記者參觀團赴延安參觀訪問，受到毛澤東的款待。「入座之前，毛主席讓我坐在首席，我當然不肯，一再謙遜不敢上座，毛主席堅持要我上座，我心裏非常不安地坐下了。」回到重慶之後，孔昭愷寫了長篇通訊《西北紀行》，其中第八部分為「中共十八集團軍與陝甘寧邊區」，詳述在延安和陝甘寧邊區四十三天的參觀訪問。

抗戰勝利後，孔昭愷任《大公報》天津版編輯主任，一九四六年調任《大公報》駐南京辦事處主任，上海解放後擔任《大公報》上海版編輯主任。一九五三年《大公報》北遷後，擔任《大公報》副總編輯，長期主持版面工作，直至一九六六年北京《大公報》停刊。此後他調入北京市政協，從事文史資料研究工作。一九九○年臨終之前，他在病榻上完成十萬字回憶錄《舊大公報坐科記》，後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收錄了我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在舊大公報的親身經歷，為讀者提供一些資料，可以見舊大公報人是怎樣工作生活的，也可以看看舊大公報是怎麼一回事。」

《大公報》編輯部的業餘生活之一是打麻將，孔昭愷回憶道，「聽許萱伯說，大老闆吳鼎昌最擅雀戰。他能看旁家打出幾張牌之後，便猜出那家手裏是什麼牌，『八九不離十』。北洋時期，吳曾在一場雀戰中贏了當時財政總長張弧在北戴河的一所房子。胡老闆呢，我從未見他打過牌。季鸞先生會打麻將，我只在重慶見過一次，那是一個晚宴之後，在王芸生家裏。」張季鸞會唱崑曲，徐鑄成能扮譚派老生。這些音容笑貌，通過孔昭愷樸實無華的回憶得以保存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