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9日的長崎，本應是日本政治人物直面歷史傷痛、展現真誠反省的莊嚴時刻。上世紀，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最終將災難引向日本本土，也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罄竹難書的苦難。長崎和平祈念儀式，從來不是日本政府洗白歷史、表演和平的例行公事，而是檢驗日本是否真正汲取教訓、堅守和平道路的試金石。在任首相在此說出的每一句話，不僅原爆倖存者與死難者家屬在聽，飽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亞洲鄰國人民，同樣在以最嚴肅、最警覺的心情加以解讀。正因如此，高市早苗在儀式上對日本「非核三原則」的含糊表述，理所當然激起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高度警惕。

企圖修改「非核三原則」

「非核三原則」即不擁有、不製造、不引進核武器，是日本在戰後向國際社會作出的鄭重承諾，也是支撐日本和平憲法的重要基石之一。戰敗後歷任首相皆以明確語言重申堅守這一原則，但高市卻僅止於強調日本「目前」遵守，刻意迴避對未來作出清楚承諾。必須指出，外交措辭從來不是中性的，時態的選擇、修辭的輕重與刻意的省略，恰恰暴露了日本右翼政府最真實、最危險的政策意圖，為未來修改「非核三原則」預留灰色地帶。

高市若真心堅守和平承諾，理應在儀式後立刻公開重申日本將永久堅持「非核三原則」，並明確排除任何政策倒退的可能。然而，她選擇了「沉默」。在長崎這個本應用苦難記憶呼喚和平的城市，首相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挑釁性的政治信號。這不禁讓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嚴正追問：日本政府是否正處心積慮，為未來發展核武器、突破和平憲法束縛鋪路？這種刻意保留的語言空間，正是日本右翼長期以來推動「國家正常化」、謀求軍事鬆綁的一貫伎倆。

更值得國際社會高度警惕的，是高市的曖昧措辭，與日本右翼勢力近年來變本加厲的安全論述完全合流。部分日本保守政客與輿論正大張旗鼓地鼓吹核共享、核威懾，企圖將突破專守防衛、擴充軍備包裝成所謂「現實需要」。他們慣用的藉口，是渲染所謂「中國威脅」與區域安全環境變化。然而，對於曾經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佔領、殖民壓迫的中國及亞洲各國而言，這類說法絕非抽象的戰略辯論。日本當年對中國發動全面侵略戰爭，製造南京大屠殺、推行「三光政策」、強徵慰安婦，進行滅絕人性的細菌戰與人體實驗。右翼勢力非但沒有真誠道歉，反而參拜靖國神社、篡改歷史教科書、否認侵略罪行。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日本在核武及軍事擴張問題上的任何曖昧，都只會被亞洲國家理解為軍國主義陰魂不散，必須予以最堅決的反制。

這事態更觸及戰後國際秩序與日本和平憲法的根本性原則。日本和平憲法的核心在於徹底否定軍國主義，嚴格限制國家軍事權力，防止日本重走侵略擴張老路。「非核三原則」正是這套戰後約束機制的關鍵支柱。若日本右翼政府將之降格為可隨意調整的政策工具，而非對國民及國際社會的莊嚴承諾，則和平憲法形同虛設，軍國主義復辟的法制障礙將被進一步拆除。這絕非單純的措辭疏漏，而是關乎日本國家道路選擇與亞太和平穩定的根本性抉擇。

從區域安全角度看，後果同樣極其嚴重。中國、朝鮮半島及東南亞各國絕不可能將日本在核政策上的曖昧視為單純內政。這一系列舉動，只會被國際社會解讀為日本右翼勢力全面抬頭、歷史修正主義日益猖獗、軍事政策加速轉向的連鎖信號。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長期依賴各國對歷史教訓的共同銘記、外交上的相互克制，以及對日本和平承諾的基本信任。當高市政府在核問題上刻意釋放模糊信號，這份本就脆弱的信任便會遭到進一步破壞，迫使區域國家提高安全警戒，令本就複雜的地緣政治局勢雪上加霜。

對戰爭受害者的二次傷害

最令人無法容忍的，是這種政治操弄對原爆倖存者以及所有戰爭受害者的公然傷害。廣島與長崎的原爆倖存者，不應被任何政治勢力綁架利用。他們的苦難經歷，本應促使人類徹底摒棄戰爭與核武器。高市站在他們面前，卻拒絕明確承諾日本將繼續無條件拒絕核武器，這不僅是語言上的背叛，更是對戰爭與核災難受害者的二次傷害。中國人民對此感同身受，因為我們同樣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巨大受害者。任何企圖美化侵略歷史、淡化戰爭罪行、架空和平承諾的行為，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歷史早已證明，一個在核克制與和平承諾問題上玩弄文字、偷換概念的日本，不僅不會因此變得「強大」，只會變得更加危險與不可信任。對日本而言，真正的安全保障絕不可能建立在模糊承諾、擴軍備戰與迎合右翼民粹之上，而必須真正扎根於對侵略歷史的徹底反省、對和平憲法的嚴格遵守、對區域互信的實際維護。長崎的記憶應當警示世人：軍國主義帶來的從來不是榮耀，而只會是徹底的毀滅。任何企圖鬆動戰後和平約束、為軍備擴張開綠燈的行徑，不僅是對日本自身和平承諾的背棄，更是對亞太地區來之不易的和平與繁榮根基的嚴重損害。中國將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一道，對此保持最高級別的警惕。

執業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