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不時有美國政客或評論員發文稱「香港玩完」，甚至以一種俯瞰式的口吻，宣稱「舊香港已經終結」。作為一個90年代在基層打工、後來創業，到今天有幸在議會為商界發聲的企業家，看到這些論調，我不禁要反問：他們懷念的，究竟是一個怎樣的「舊香港」？

對我們這些真正經歷過那個年代的港商來說，舊時代的告別絕非香港的衰落，而是實現多元自主與真正公平競爭的開始。

這些人之所以誤判香港的變遷，是因為他們的思維仍死守着幾十年前的舊框架，習慣將香港視為一個單純的中轉站。回想90年代初，港英統治下的商業環境遠非某些人幻想中的公平天堂。當時的某些商業話語權牢牢掌握在西方企業手中，本地與內地企業哪怕再勤奮，也常充當廉價代工的角色，面臨無理壓價與退貨。

我至今依然清晰記得90年代初的一幕。我當時是一名跟單採購員，一位外國買家來到我貿易公司的辦公室，閒聊間我談及內地製造業的崛起與潛力，他卻不以為然地笑說：「沒有用的。你看這間辦公室八成東西都是中國製造，但你做的是什麼？沙發、桌子、計算機。而最貴的電腦、手機、call機，全是西方技術。所以你們做再多生產也沒用，因為最高端的利潤永遠是我們做。」

西方主導時代沒落的悲鳴

然而，時代早已翻篇。

回歸以來，隨着國家科技與高端製造業的飛躍發展，產業鏈補齊了技術缺口。香港貿易與製造企業不再只是被動承接外判訂單，而是主動結合科學園、數碼港及本地頂尖高校的研發成果，轉型為高附加值的技術整合者與供應鏈管理中心。香港企業不再局限於底層代工，我們的貿易公司與本土企業有能力涉足高科技領域。

最近有人拿香港IPO集資額大多來自內地龍頭企業，來質疑香港失去國際性，似乎在他們的舊視野裏，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必須像過去一樣，永遠扮演轉手站才算國際化；他們把「為中國最具競爭力的硬科技與製造業巨頭融資」解讀為弱點，無視了今天的內地和香港企業，早已具備全球領先的技術實力與市場份額，更積累了不容忽視的軟實力。

對於「香港不再像以前那樣國際化」的質疑，討論這個問題前，我們要先理清楚：什麼是「國際化」？正如紐約、東京等全球頂級大都市一樣，一個城市的生命力恰恰體現在它能否隨時代演進。如果三十年如一日墨守成規，那才是真正的衰退。

面對全球地緣政治與經濟格局的重塑，香港商界展現了強大的韌性：我們不再把雞蛋放在傳統的單一籃子裏，而是主動開拓「一帶一路」、東南亞及廣闊的內地市場。我們的企業家飛往利雅德、杜拜、曼谷談合資，反向輸出標準與技術。特首主動率領代表團出訪中亞國家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香港給自己的角色，不再只是資本進出亞洲的單向通道，而是連接全球新興市場的雙向樞紐。

上半年香港實質GDP增長5.1%勝預期，財政司司長更上調全年經濟增長預測。我們必須強調的是，香港市場布局的多元化，絕不等同於對傳統歐美市場的疏遠。恰恰相反，我們與英國、德國、意大利等歐洲夥伴的經貿關係仍在穩步深化。僅以英資為例，滙豐、怡和、太古等百年企業在港持續擴展業務，正是對香港營商環境投下的信心一票。

未來在敢拚敢創的港人手中

同樣，香港與德國的貿易額持續增長，與意大利在時尚、設計及高端製造領域的合作亦從未間斷。香港的大門，對所有尊重市場規則的商業夥伴永遠敞開。那些抱怨香港「變了」的人，只是因為香港不再按照他們設定的舊劇本運轉。

這些人試圖將內地企業在香港的集資、中央對香港的政策支持塑造為一種貶義的標籤，恰恰暴露了其對「國際化」認知的狹隘。真正的國際化，從來不是盲目崇拜某一種語言或某個單一市場，而是廣納百川。如果因為一座城市多了幾種語言、多了幾個方向的航班，就斷言其「終結」，那這種論述本身，就是對「全球化」一詞最大的誤解。無論在辦公室裏講的是廣東話、普通話、英語還是阿拉伯語，只要大家能在這裏共享公平的法治環境、做成跨境生意、共同制定產業標準，這就是最高規格的國際化。

「舊香港已經終結」這句話，某程度上並沒有說錯—那個受制於人、被動依附、任人定義的「舊香港」，確實已經正式終結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擺脫了偏見與壟斷、市場布局更加靈活抗風險的「新香港」。香港的未來與繁榮，從不由某些學者與評論員的筆下決定，而在每一個靈活變通、敢拚敢創的香港人手中。

立法會議員商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