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0日，韓國總統李在明主持「三大超級項目」第二次民官聯合檢查會議時，作出了一個頗具象徵意義的決定：要求加快光州軍用機場功能遷移，為新的半導體產業集群釋放土地，並將2028年年中設為重要時間節點。面對全球人工智能和半導體產業競爭，李在明認為，一般意義上的「速度戰」已經不夠，韓國需要打一場「閃電戰」。這給香港提出了同樣的問題：在這一輪AI推動的全球產業重構中，香港究竟靠什麼參與競爭？

韓國擁有三星電子和SK海力士，在DRAM特別是AI時代重要的HBM領域佔據關鍵位置，但韓國顯然不滿足於繼續充當全球AI產業鏈中的高端存儲供應商，而是試圖進一步向先進封裝、AI數據中心、機器人和Physical AI延伸。香港當然沒有必要複製韓國的半導體製造路線，香港真正具有全球差異化競爭力的突破口之一，是以沙嶺為核心，加快建設國際級算力集群，並利用「一國兩制」、國際金融中心和自由港優勢，把算力基礎設施進一步向算力交易、Token定價和產業資本化延伸，最終形成連接中國內地、東南亞乃至中東的國際算力與智能交易樞紐。

一、沙嶺不能只建一個數據中心，而應建設國際級算力集群。

香港正在推進的北部都會區沙嶺數據園區，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開端。按照目前官方規劃，項目總樓面面積約25萬平方米，接近九成用於高端數據中心，預計2029年或之前開始運營，到2032年最高提供約18萬PFLOPS算力，相當於目前香港整體算力規模的數十倍。

這是一個巨大躍升，但香港不能因此產生「18萬PFLOPS已經足夠」的想法。夠不夠，首先取決於香港準備把自己定位成什麼。如果只是滿足本地大學、科研機構、金融企業和科技公司的AI需求，18萬PFLOPS當然相當可觀；但如果香港真正希望成為亞洲乃至全球AI基礎設施的重要節點，希望服務範圍不僅覆蓋香港，而且連接粵港澳大灣區、輻射東南亞，並進一步連接中東市場，那麼18萬PFLOPS只能是第一階段，而不能成為香港算力戰略的天花板。

以沙嶺為核心 建算力集群

因此，香港需要建設的不是一座大型數據中心，而是一個具有持續擴容能力的國際算力產業集群。

沙嶺的獨特價值正在於此。它位於北部都會區，背靠深圳和粵港澳大灣區，可以獲得人才、設備、工程、供應鏈和應用場景支撐；香港擁有連接全球的國際通信網絡和海底光纜資源，又可以通過大灣區統籌能源、電網、儲能和綠色電力。如果把這些資源真正組織起來，沙嶺就有可能從一個數據園區逐步發展成為香港AI時代最重要的新型基礎設施基地。

而香港最難複製的優勢，其實是「一國兩制」。香港一邊連接中國內地龐大的製造業體系、科研資源、工程師群體和AI應用市場，另一邊實行普通法制度，資本自由流動，擁有國際化的金融、法律、會計和專業服務體系。在AI時代，這種制度優勢正在獲得新的經濟含義。

未來數據不可能毫無邊界地流動，國家安全、個人隱私、商業秘密和數據主權將成為全球共同面對的問題。香港的機會不是成為一個沒有規則的數據「自由港」，而是在國家數據安全框架與香港制度之間探索成熟的跨境數據流動、可信計算、數據分級和國際合規機制，使香港成為連接內地產業數據、AI應用場景與國際數據、模型和資本體系的可信接口。過去「一國兩制」的經濟紅利主要體現為商品、資本和人才的連接，未來完全可能進一步體現為數據、算力和智能的連接。這才是沙嶺真正不可替代的戰略價值。

二、18萬PFLOPS遠非終點，香港要從服務本地走向服務東南亞和中東。

圍繞香港算力建設，有一種觀點值得商榷，即從香港700多萬人口、本地企業數量和現有AI需求出發，計算「香港到底需要多少算力」，進而認為規劃中的18萬PFLOPS已經足夠。這種思維實際上低估了香港。

香港國際機場從來不是按照700多萬香港居民的出行需求建設的，香港交易所也不是只為香港本地企業融資，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的歷史地位更不是建立在本地消費需求之上。香港真正的價值從來不是本地市場規模，而是組織區域和全球資源的能力。算力同樣如此。

如果把未來算力需求局限於香港本地，香港很難形成真正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集群。香港應該提出更加明確的戰略目標：建設以香港為核心、連接粵港澳大灣區、服務東南亞並輻射中東的國際算力節點。

部分算力可以部署在香港，部分可以與大灣區協同，未來甚至可以連接東南亞和中東的能源型算力基地。但算力的融資、調度、結算、標準、風險管理和價格發現，可更多通過香港完成。這意味着香港的戰略應該從「擁有算力」進一步走向「組織算力」。

香港過去並不生產全球最多的商品，卻可以組織國際貿易；也不是全球資本最多的經濟體，卻能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AI時代，香港完全有可能繼續發揮這種制度能力──組織數據、算力、資本與智能的跨境流動。

因此，沙嶺不能被理解為孤立的數據中心地產項目。圍繞它還需要同步布局跨境電力、綠色能源、高速網絡、GPU集群、模型企業、AI應用企業、算力調度和金融基礎設施。只有形成這樣的產業集群，香港才可能真正獲得AI時代的產業主動權。

三、從算力中心走向Token交易平台，以AI基礎設施推動香港再工業化。

如果香港只是建設數據中心，其意義仍然有限。更值得期待的問題是，香港能否沿着算力產業鏈繼續向上延伸，最終形成新的交易和定價體系。因此，我認為香港可以前瞻性研究建立全球性的算力與Token交易及定價平台。

這裏所說的Token，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虛擬貨幣。在大模型體系中，Token是模型處理和生成信息的基本計量單位，全球主要AI企業已經普遍按照Token數量對模型調用收費。一條新的AI價值鏈正在逐漸形成：電力進入數據中心，GPU把能源轉化為算力，算力驅動模型，模型產生Token，而Token最終轉化為代碼、報告、設計、金融分析、機器人決策以及各種數字化服務。

比較現實的路徑，是首先建立國際算力價格指數、Token成本指數和標準化算力產品，逐步發展現貨撮合、長期採購協議、算力遠期合約和相關風險管理工具，並通過監管沙盒探索新的交易制度。當市場規模足夠大、標準逐漸成熟之後，再發展更加完整的交易平台。它的意義並不僅僅是增加一家交易所，而是可能重新定義香港的「再工業化」。

如果沙嶺形成大型算力集群，香港同時發展算力和Token交易平台，就可能逐步形成「能源─數據中心─GPU─模型─Token─交易─金融」的完整鏈條。前端是新型工業基礎設施，中間是AI產業，後端則連接香港最具國際競爭力的金融和資本市場。

創造AI時代新金融產品

屆時，香港不僅是在建設算力，而且是在創造AI時代新的金融產品、新型貿易和資產配置市場。過去香港幫助全球資本發現中國資產的價格，未來香港應該爭取讓全球市場在香港發現算力和智能的價格。

四、李在明「閃電戰」的真正啟示，是香港必須加快經濟轉型。

韓國當前的行動最值得香港借鑒的，並不是發展哪一種具體產業，而是它背後的政策邏輯。當韓國判斷半導體、AI和Physical AI關係到未來國家競爭力以後，它開始重新配置土地、財政、金融、電力和公共資源。香港同樣需要這樣的系統思維。

如果AI是未來十年至二十年最重要的通用技術之一，那麼算力就不能只被視為一個數據中心項目，而應該上升為香港整體經濟轉型的基礎設施工程。土地政策要圍繞它規劃，能源政策要提前布局，金融市場要為它提供長期資本，人才政策要吸引國際AI人才，數據政策更要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

香港真正需要的，不只是一個18萬PFLOPS的數據園區，而是一套更大的戰略：以沙嶺為起點建設國際算力集群，以「一國兩制」連接中國內地與全球數據和資本市場，以Token和算力交易探索AI時代新的價格發現機制，再以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推動算力資產化、證券化和國際化。十九世紀，香港依靠港口進入全球貿易體系；二十世紀後半葉，香港依靠資本市場進入全球金融體系。今天，AI正在開啟新的全球產業重構。香港完全有條件爭取第三次歷史性躍遷──從國際貿易樞紐、國際金融樞紐，進一步成為國際算力與智能交易樞紐。

如果說李在明正在押注韓國下一代產業競爭力，那麼香港今天同樣需要回答一個問題：在AI重新劃分全球經濟版圖的時代，我們準備把香港放在什麼位置？我的答案是：讓算力在香港集聚，讓資本為算力定價，讓數據與智能通過香港連接中國與世界。這或許才是香港下一輪經濟轉型真正值得爭取的戰略位置。

（作者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