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獨角獸數量持續增長，香港擁有世界一流大學、完備國際金融體系、充沛專業服務資源，初創企業數量持續增長，專家們指出，下一步的奮鬥目標應該與大灣區內地城市攜手攻關，批量誕生獨角獸。這方面香港仍然有很大潛力。
團結香港基金創科顧問柯家洋教授在其研究報告中指出，香港創科需要繼續在「科研、資本、產業三者之間機制脫節」上做文章，集中資源、形成合力。從香港來說，培育獨角獸不在資源匱乏，而在理順機制，需要對融資結構、科研產業連貫、跨境要素流動、產業人才、監管與場景供給方面作探討，共同構成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協同培育獨角獸的新生態。\大公報記者 苑向芹
縱觀多位受訪者的觀點，作為大灣區重點城市的香港，在獨角獸的發展方面目前是成績斐然，取得歷史性的突破，在融入和服務大灣區科技建設中正在發揮前所未有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面對日新月異的科技競爭，也要清醒地認識到需要重視的薄弱環節，這些挑戰必須在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才能有效解決。
與其他行業不同的是，獨角獸初創非常需要資金扶持，融資結構非常重要。業界反映，香港的資本市場對成熟創科企業十分友好，《上市規則》18A、18C章打開未盈利科技企業上市窗口，C輪以後的後期融資渠道通暢；但種子輪、天使輪、Pre A輪的早期資本供給長期不足，大量初創企業在從0到1的關鍵階段，面臨嚴峻考驗。
優化融資結構 加大天使投資
究其根源，香港本土天使投資群體規模有限，市場整體風險相對保守，私人資本對承擔早期硬科技的高失敗風險比較擔心。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局長張曼莉在訪談中坦承，特區政府現有資助計劃多採事後報銷模式，對於現金流薄弱的種子期初創壓力較大，早期股權引導工具相對缺失，這是相關生態的明顯短板。
如何在早期引導資本，如何在機制設計上調整，確是香港獨角獸培育的一大痛點。不少創業者反映，政府補助更多是事後報銷，初創現金流緊張，難以墊付大筆研發開支。讓大家得到啟發的是，深圳大力發展天使母基金、堅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深圳天使母基金總經理李新建曾經對媒體表示，深圳天使母基金設計邏輯正是參考以色列Yozma計劃，以政府資金容忍高失敗率，撬動社會資本進入死亡谷階段，這套機制值得借鑒。
加強配套支援 實現技術轉化
在探討香港獨角獸時，不少大學的學者都提出一個問題：如何打通科研與產業之間的高牆，實現技術轉化？毋庸置疑的是，香港高校論文、高價值專利產出豐厚，但科研成果走向商業化的效率偏低。香港中文大學劉雲輝教授（香港工程科學院院士、機器人領域專家）指出，香港各大院校技術轉移辦公室（TTO）團隊規模有限，既懂科研又懂市場產業的複合人才相對稀缺；很多專利停留在申請層面，缺少商業包裝、概念驗證、中試放大的配套支援，許多優秀專利沉睡在高校檔案之中。
「香港公共孵化器數量不少，但市場化孵化器力量不足，缺少足夠的中試平台、概念驗證設施。」一位長期在香港高校做科研的內地專家表示，在生物科技、AI領域特別需要加強中試平台建設。他說，實驗室可以跑出很好的實驗數據，但企業要做樣機、小批量測試，香港本地缺少配套產業條件，企業轉往珠三角尋找資源，這是大灣區的優勢。專家指出，香港不少科研團隊擅長技術突破，卻缺乏產品定義、供應鏈管理、市場營銷的產業能力，學校與產業界之間缺少穩定對接機制，造成「研而不產」，這個問題的解決，還是要面向灣區一體化協同。
軟規則對接 破除「玻璃門」
粵港澳大灣區創科活力十足，但在跨境要素流動上，仍然存在「玻璃門」的制約，影響了大灣區協同效能。兩地分屬不同法律、監管、稅務體系，資金、數據、人才、科研物資流動需要拆牆鬆綁。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在河套合作區專題研討會上提出，當前最大的阻礙不是物理基建，而是軟規則銜接不足，很多制度性「玻璃門」肉眼看不見，但企業營運時感到受限。
例如資金方面，跨境創投雙向投資通道流程繁瑣，雙幣基金運作仍有不少待解決環節；數據層面，科研數據、企業商業數據跨境流動合規成本高昂，AI、生物醫藥企業深受影響；人才方面，部分專業執業資格尚未實現互認，稅負、社保銜接仍不順暢；科研物資、生物樣本跨境通關手續繁雜，拖慢研發節奏。對於走「香港研發、灣區落地」路線的獨角獸後備企業，每一項壁壘都會轉化為時間與金錢成本。
拆分小訂單 支持初創企業
獨角獸與其他行業一樣，人才是決定性的因素，這方面產業化技術人才缺口顯著。香港金融、法律、會計等現代服務業人才儲備充足，但硬科技產業所需的工程師、製造技術人才、供應鏈管理人才供給不足。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謝寶劍教授分析，香港對於產業落地所需的大量實務型工程技術人才的政策支持相對薄弱，本地STEM畢業生部分選擇離開香港，流向內地、新加坡等地尋找產業機會。儘管香港推出多項輸入人才計劃，但針對產業落地類技術人才的吸引力仍不及競爭城市。
獨角獸成長離不開測試場景，政府採購是科技初創重要的市場起點。特區政府採購偏向成熟大企業，較少拆分小額訂單給初創企業，新創產品缺少試用機會。與此同時，監管沙盒主要集中在金融科技，AI、生物科技、跨境數據等領域沙盒覆蓋相對不足，新技術如何在可控環境下開展真實場景測試，是個難題。
歸納來看，香港發展獨角獸大有成就，但如何運用制度機制把資源串聯起來，仍然需要加油。香港擁有科研、資本、國際化的先天稟賦，但融資、轉化、跨境流動、人才、場景等堵點有待繼續打通。獨角獸的生態升級，必須要改革，但改革不能停留在點狀補貼，有必要進行系統化疏通相關梗阻，進一步釋放「一國兩制」下大灣區的協同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