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紀末，法國作家夏爾·佩羅在《古今平行論》中比較古代、文藝復興與自己時代的藝術。他最關心的，不只是人物畫得像不像，而是一幅畫如何把眾多人物組織成一個不可拆散的整體。

在他眼中，夏爾·勒布倫（Charles Le Brun, 一六一九至一六九○）的《大流士之帳篷》（The Tent of Darius）正好示範了這件事。畫中描繪亞歷山大戰勝大流士後，前往探望被俘的波斯王室。所有人物都面對同一件事：征服者突然出現在他們眼前，而他們的命運，如今就在征服者的手上。

可是，勒布倫沒有讓所有人以同一張驚恐的臉回應。

大流士的母親承受着年老與苦難，伏在亞歷山大腳前哀求；大流士的妻子流着眼淚，恐懼地望向掌握她命運的人；斯塔蒂拉（Statira）似乎除了流淚，再沒有其他可以依靠的東西；年輕的帕里薩蒂絲（Parisatis）在驚慌之中帶着幾分好奇；小王子望着亞歷山大，顯得驚訝，卻仍保留王族出身帶來的自信；奴隸低下頭，幾乎被恐懼壓倒。

每個人都不同，卻沒有一個人不在同一個事件之中。這正是佩羅欣賞勒布倫的地方。好的構圖不是把所有人物變得一樣，而是讓不同的年齡、身份、性格，對同一件事情產生不同程度的反應。驚訝、敬畏、恐懼與悲傷彼此不同，卻共同指向亞歷山大的出現。

這是「一體而不單調」（unity without uniformity）。佩羅因此想到一個很漂亮的比喻。他說，優秀的現代繪畫就像「一個活的身體」：「優秀的現代作品與活的身體之間存在一種類比，兩者的各個部分都緊密相連，因此只能存在於它所在的位置，不能任意移動。」

相反，他把許多古代繪畫比作「一堆胡亂堆放的石頭」：把其中一塊搬走，甚至重新排列，整體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同。這也許是佩羅對「構圖」最簡單的解釋：構圖不是把許多漂亮的東西放在同一幅畫裏，而是讓每一個主體的位置變得必要。

這也像說生命，生命中的每一部分之所以存在，或許都為了與其他部分一起活着，才構成美麗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