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是蒙古族，一九一○年生於北京城東一個苦寒家庭，曾就讀於基督教會辦的崇實小學，讀崇實高中的時候，開始在北新書局做練習生。一九三○年考入輔仁大學英文系，一九三三年轉學入燕京大學新聞系，選修了埃德加·斯諾那時開設的「特寫旅行通訊」課程，一九三五年畢業後由沈從文、楊振聲引介入《大公報》，負責「文藝」副刊，立志要把它變成「社會文化啟蒙器」，得到胡政之的大力支持。巴金、靳以、凌叔華、葉聖陶、冰心、李健吾等成為副刊的作者，副刊成了口碑很高的品牌。蕭乾曾說「從民初，特別是『五四』以來，文藝副刊對許多作家來說，都起過搖籃作用。」

滬版創刊後，蕭乾兼做津版和滬版的副刊編輯，還記寫了大量旅行通訊。「現在回想，我確實曾把吃奶的力氣也拿出來，很想在老闆信任、朋友支持下，結結實實幹點事。」「我向投稿者保證，有稿必看。那時我的精力真好。除了編輯工作外，每天我多則能看十萬字來稿，並且努力做到連退稿都附一封信。我沒有助手，一個下午就得寫上二三十封。」

蕭乾說，「另一個我花力氣較多的，是《書評》欄。我稱書評為現代文化事業裏一個新興勢力。在出版事業上，書評家是代表讀者的鑒定者，是文化生產的監督人。」經過持續不斷的努力，「逐漸地我在朋友及投稿人中建立起一支書評隊伍了。」

一九三六年九月是新記《大公報》十周年，報館決定大舉紀念。「我忽然記起讀新聞系時，了解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設立了一年一度的普立策獎金，是頒給已出版並有初步評價的現成作品的，於是就向老闆建議，仿照哥倫比亞大學辦法，設立『大公報文藝獎金』。另外，為了紀念，出版一部《大公報小說選》。」蕭乾的意見被採納，一九三七年五月《大公報》公布了三部作品及獲獎者：小說《谷》（蘆焚）、戲劇《日出》（曹禺）、散文《畫夢錄》（何其芳）。由林徽因編的《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也相繼出版。蕭乾曾說，「好的文章，像一切好的藝術品一樣，一看便能辨認得出。像尊名窰出的磁器，好的文章有着一種光澤：也許是一灘透澈的思想，也許是奔放的想像，在死的文字叢間煥放着美的光芒。」

「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後，滬版《大公報》從十四版縮減為四版，蕭乾被《大公報》遣散，「要我自謀生路」。蕭乾後來說「困居昆明的那幾個月，是我入世以來最苦悶的一段日子。自從一九三五年當上報人，馬不停蹄熱鬧了幾年，突然，生活變得那麼冷清、閒散。」賦閒數月以後，蕭乾輾轉香港，受聘編港版《大公報》文藝副刊，他立刻又滿懷熱情投入工作中。「『文藝』過去從不登萎靡文章。現在僅僅那樣就不夠了，我們把文章變成信念和力量。」

蕭乾在《我與大公報（1935-1939）》一文中說，「根據穆紫所列的篇名，包括楊剛編的時期在內，《大公報》這個刊物（指文藝副刊）在三個年頭內，竟然發表了一百一十八篇來自延安的文章，其中陳毅的《最近的山西》連載了三期，劉白羽的《藍河上》連載了十六期，何其芳的《夜歌》連載了四期，沙汀《抗戰期中的『日後』文藝》連載了五期。如果加上來自戰區的文章。說《大公報·文藝》曾為抗戰作品提供過重要園地，該不是溢美之辭。」

一九三九年十月，蕭乾應邀赴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漢語，兼任《大公報》駐英特派記者，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蕭乾作為戰地記者，給《大公報》寫下很多歐洲戰事的報道。他還利用這段時間在劍橋大學國王學院攻讀碩士學位。離開香港之前，蕭乾向胡政之推薦燕京大學的同窗楊剛接任副刊編輯。蕭乾說，「《大公報》是我走出校門後的第一個崗位，也是我一生工作最久的地方。它為我提供了實現種種生活理想的機會，其中最主要的是通過記者這一行當，廣泛接觸生活，以從事創作。」

「《大公報》歷史上有幾次高峰，我趕上兩次。一次是一九三六年的新記《大公報》十周年紀念，另一次則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香港《大公報》在政治上的變化。」蕭乾的思想轉變，實際上很艱難，他經歷過一段相當漫長的痛苦過程，「我們這一代半新半舊的知識分子能有一個過渡階段，在黨的寬容及我們自身的努力下，適應起來也許就不吃力了。」

一九四九年，蕭乾擔任英文版《人民中國》副總編輯，一九五七年後，主要從事翻譯工作，後調任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任中央文史館館長，一九九九年逝世。

蕭乾在《回憶創作生涯六十年》中說，「綜觀我這一生，可說是介於文藝與新聞之間的兩棲動物。這也是我青年時期有意識的選擇。一九三二年我就看中了記者這一行業，並為自己的一生做了個規劃：通過記者生涯，廣泛地體驗人生，以達到從事文學創作的最終鵠的。儘管我走過的生活道路十分崎嶇，成就也微不足道，但我仍認為自己十分幸運：一輩子基本上是照我原來所設計的路子走過來的。」

蕭乾創作有大量文學作品，短篇小說《籬下集》《栗子》，長篇小說《夢之谷》，散文《小樹葉》《珍珠米》，翻譯作品亦多，《好兵帥克》《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棄兒湯姆·瓊斯的歷史》，晚年與夫人文潔若合譯了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