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隨着本港部分大型連鎖餐飲集團與零售品牌在2026年首季加速重組門市，加上核心商圈老字號相繼告別，街頭舖位空置（俗稱「吉舖」）與業態大洗牌的現象再次引發社會熱議。與此同時，官方公布的本地GDP數據卻維持增長，這種「數據與體感顯著脫節」，在網絡上催生了一種將問題簡單化、甚至陰謀論化的觀點。有論者聲稱，「吉舖處處但GDP上升」背後另有隱情，將中小企借貸難歸咎於美港息差，認為銀行為了防止借款人將港元資金轉換為美元套利外流，因而利用加強合規審查與收緊信貸，主動「抽乾實體經濟銀根」。這類論述看似邏輯自洽，實則混淆了聯繫匯率的制度本質，也誤讀了商業銀行的風控邏輯與香港經濟當前所面臨的結構性轉型現實。

市場結構與消費模式重塑

該觀點最大的盲點，在於將聯繫匯率制度的「自動調節機制」誤解為人為限制。當美港息差擴大誘發套利交易（Carry Trade）、港元觸及7.85弱方兌換保證時，金管局按既定規則「賣美元、買港元」，這是貨幣發行局制度（Currency Board）的自動避震運作。這一過程會自然縮減銀行體系總結餘，進而推高港元拆息（HIBOR），最終自動抹平美港息差並收窄套利空間。這是市場利率與資金流向的自我平衡機制，根本毋須銀行透過「人為拒貸」或利用合規審查來阻擋資金。把貨幣制度的自動平衡，解讀為銀行體系配合「金融戰」而人為抽乾實體流動性，無異於顛倒因果。

再者，將銀行加強合規風控與反洗錢審查，歸咎為「防範資金外流」的屏障，更是對國際金融監管常識的誤解。合規的核心目標是打擊非法洗錢與黑錢流動，而非限制合規的資本配置。在資本自由進出的香港，只要資金來源合法，進行跨幣種轉換完全合規，銀行無權亦無必要以此阻撓正常借貸。

本地中小企與餐飲業感受到的「借錢難」，本質上是商業銀行在信用周期下半場的理性風控。金管局公布的香港銀行業總體不良貸款率（Non-performing Loan Ratio）從過去長期的低位（約0.5%至0.8%），一路攀升至超過1.8%。2024年底，整體不良貸款率升至約1.96%，2025年至2026年初，壞賬率在1.86%至1.98%的區間高位震盪，部分集中於中小企與特定商業地產貸款的壞賬率更高，這直接印證了銀行正面臨實體資產與商業貸款壞賬風險上升的現實。

當前本地零售與餐飲業營運壓力加劇、抵押品價值承壓，商業銀行基於審慎原則下調授信額度、提高風險溢價，是維護金融體系穩健的正常決策。要求銀行在實體壞賬風險上升時逆市場規律盲目放貸，不僅不切實際，更是在為金融體系積聚系統性風險。

至於街頭出現的空置街舖增加，與本地GDP增長並存的矛盾，本質上並非金融體系的失靈，而是香港正經歷一場深層次、階段性經濟轉型的結構性陣痛。

一方面，GDP的增長主要由金融服務、專業服務及外貿等高附加值產業驅動，展現了宏觀經濟的韌性；另一方面，當前實體零售與餐飲的陣痛，主因並非「借不到錢」，而是本地消費模式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居民北上消費常態化、跨境電商普及，訪港旅客轉向深度體驗而非傳統的高消費購物模式，這些是深層的商業模式變革，更非短期的景氣波動，而是市場結構與消費模式的永久性重塑。將這種深層的結構性轉型，過度簡化為「銀行不放貸」或「資金流出」，不僅無視市場演進的自然規律，也遮蔽了實體經濟迫切需要轉型升級的真正議題。

在新格局中找到立足點

香港經濟正處於高息環境與消費結構轉型的雙重挑戰中，面對這場深遠的結構性考驗，社會最需要的，是基於客觀規律的商業創新與產業升級，而非沉溺於情緒化的簡化歸因。將聯繫匯率下的市場自動調節與商業銀行的常規風控，曲解為「金融戰」或限制實體經濟的幕後黑手，不僅無法為陷入困境的中小企提供實質解方，反而會掩蓋消費模式轉變的真相，甚至誤導公眾對金融體系穩健性的理性認識。金融體系的審慎是抵禦系統性風險的基石，實體經濟的陣痛則是市場出清與資源重組的必經過程。唯有剝離陰謀論的迷霧，回歸市場理性與經濟本質，公眾與業界才能看清這場經濟轉型的真實全貌。

回顧歷史，不難看到香港每一次經濟躍升都伴隨着舊模式的瓦解與重建：1950年代轉口港貿易受阻，香港憑藉靈活彈性迅速轉向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成就「香港製造」的輝煌；1980年代面對製造業北移，香港成功跳脫工廠經濟，轉型為高附加值的國際金融、航運與商業服務中心；2000年代初經歷亞洲金融風暴與SARS衝擊後，香港亦透過零售與旅遊業的升級與開放重塑榮景。歷史證明，香港的韌性從不來自固守舊有的商業模式，而來自面對結構衝擊時的戰略韌性與重塑能力。面對當下的「結業潮」與體感落差，唯有正視消費結構的不可逆變革、推動商業範式的迭代，方能在新的經濟格局中重新找到實體經濟的立足點。

香港大公文匯智庫副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