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美國當代經濟，最近有兩個觀點值得討論，一是「美國經濟例外論」，二是「美國斬殺線」。前者表現在美國經濟未出現外界所預期的硬着陸，而是保持了超預期的增長韌性，後者反映在美國經濟社會的「K型分化」以及不平等現象。之所以如此，根本在於美國經濟存在的失衡，可謂「失衡的繁榮」。
當前美國實體經濟和基本面嚴重錯位，經濟增長放大了收入差距，同時加劇了不平等。美股的高度集中問題側面反映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少數科技企業壟斷了資本流向和財富分配，經濟增長的成果最終僅少數企業或資本佔有，中低收入群體的財富增長極為有限，反而因高通脹和人工智能（AI）的擴張而出現失業上升，勞動報酬的佔比進一步下降，製造了新的貧富差距。
展望未來，美國經濟的結構性困境在持續發酵，有關美債危機的討論甚囂塵上，突出地反映美國經濟長期「脫實向虛」的問題。因此，需要汲取美國經濟的經驗教訓，在關注經濟數量增長的同時，要更加重視增長的內涵和意義，在制度改革和政策制定上將減少不平等納入議程。
政府財政失衡 製造業外移
美國經濟「K型分化」表現日益突出，引發了更嚴重的結構性失衡，主要表現在三點：一是財政失衡。美國聯邦政府債務首次超過40萬億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國人背負約11.6萬美元債務。如此大規模的債務，加劇美國債務型經濟增長模式，近期美國財政部干預美債市場就受到反噬，導致美債長端收益率進一步攀升。二是產業結構失衡。美國製造業大量轉移至國外，導致國內物質生產地位下降、經濟結構失衡，目前美國製造業佔GDP比重已從1953年的28.3%降至2023年的約10.3%，製造業就業佔比不足8%。AI產業投資集中少數巨頭，加劇了企業盈利分化。三是貿易失衡。美國2025年商品貿易逆差達到創紀錄的12409億美元。
進一步研究發現，過去百年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愈發集中在資本和科技。從美國的經驗證據觀察，這兩大要素放大了收入不平等。在資本領域，製造業、互聯網及AI產業，無一不依賴資本的高投入。近年來興起的AI相關產業，在算力、電力和數據中心等AI基建板塊亟待大規模資本開支的投入。比如，標普500指數的上漲主要集中在科技信息、人工智能、平台經濟和芯片製造板塊，指數中市值最大的10家公司佔比超過40%。根據世界不平等數據庫的數據，1980年代以來，美國財富和收入不平等在不斷加劇。其中，財富不平等的分化更為嚴重，美國前1%人群的財富份額上升至35.88%，1978年這一比例為21.54%。有觀點認為，每一次技術革命均印證了技術的偏向性，從未實現絕對平等。
勞工薪酬增長跑輸生產率
一份研究提到，當前美國經濟與收入不平等程度已創30年新高，「富者愈富」的畸形發展態勢。兩項數據觀察：一是美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顯著變化，過去五年勞動者薪酬總額佔GDP的比重持續下滑，2025年末降至約42%。研究測算指出，1979至2025年，美國勞動者薪酬累計增長33.6%，同期生產率大增92.4%，薪資增幅長期落後於生產率。另外，2025年美國勞動報酬佔個人收入比重下降至60%左右，而2000年該比值為68%。同時，企業利潤佔GDP的比重則呈現上升趨勢，從2020年的約9%攀升至12%附近的高位。二是美國的財富增量集中在科技和金融板塊。以金融為例，2025年美國銀行業實現近3000億美元的利潤，創歷史新高。科技行業方面，超威半導體、博通、亞馬遜等美國科技巨頭的10年年化股東總回報率超過30%。經濟增長的成果更多地流向了資本方。
從美國經濟增長的歷史看，美國的經濟增長和收入不平等始終處於波動之中，其間不斷製造貧富差距。其中，有三項重要的影響變量。一是勞動力的快速增長。美國異常高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和從1940年代開始的高淨移民率，抬高了資源和資產的價格，特別是土地購置價格相對於工資的水平，進而引發不平等的上升。二是有利於工業和城市發展的快速技術進步。工業、運輸及貿易、金融等產業發展加快，增長的速度和收入的積累要快於農業，工業發展不平衡又直接影響到城市化發展進程，最大受益者是城市建設者和居民，而之前城市群體的收入已很高，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加劇了不平等。三是金融發展。金融業的快速發展使得收益不成比例地流向根基更深厚的地區及掌握金融財富和金融技能的頂層人群，最終推動了不平等的加劇。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美國不少大中型銀行處於危機邊緣，但各大銀行近600位高管每人每年所獲得的工資、獎金和福利平均可達260萬美元。
關稅戰擾亂全球貿易秩序
經濟史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現代經濟增長是否會不可避免地加劇收入不平等？第二，收入不平等促進還是阻礙了經濟增長？在回到這兩個問題之前，需要進一步深究經濟增長的內涵和意義，比如正視投資於人的理念、矯正資本的價值導向等，更加重視經濟增長對社會福利的改善。客觀上，引發不平等的因素，包括技術進步、貿易和金融發展等，但並不是否認這些要素對經濟增長的積極意義，但也不能忽視經濟過程中可能造成的財富分配不平等，這就是經濟增長的悖論——同樣的機制在創造偉大財富的同時也帶來財富分配不均的現象。就美國而言，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發動的關稅戰，引發全球貿易秩序紊亂，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相關關稅違法，已經表明「對等關稅」政策的失敗。「美國例外論」並不能持續，依靠債務驅動和AI資本開支僅維持了低增長，但難掩「高利率＋高通脹＋高債務」困境，以及「美國斬殺線」背後的增長脆弱性。
從發展的角度看，沒有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支撐，不平等問題將很難解決。過去20年，全球經濟在全球化、跨國資本和科技革命的共同驅動下獲得巨大的發展，但同時也遭遇到了數次重大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2019年新冠危機、2022年俄烏衝突引發的地緣危機等，外部不確定性增加，製造了新的不平等。統計顯示，全球69%的財富由發達國家掌握，發展中國家的財富則不足三分之一，1%的人擁有全球金融資產的43%。針對收入不平等，這裏需要強調兩點：一是國際治理層面，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存在的「逆全球化」思潮主要滲透到科技、金融、人文等各個層面，無疑導致各要素流動更困難、成本更高。二是政策層面，過於激進的加息、超預期的緊縮政策造成復甦不均衡、生產和投資受阻、全球性企業大面積裁員，使得不同群體的收入差距、財富分配等產生了分化。
研究表明，不平等現象嚴重的國家經濟增長水平較低，增長期較短。美國經濟失衡和不平等的教訓深刻，減少不平等不能單純依靠市場機制，仍需要在制度改革和政策機制層面有務實舉措。對此，有三點經驗啟發：第一，經濟增長和不平等問題同等重要。既強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同時更加需要關注減少不平等，進一步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推動收入分配改革，比如提高勞動報酬佔比，大力實施「收入倍增計劃」，促進中低收入群體增收，加快改善收入和財富分化狀況。第二，正確地引導技術創新和金融發展。在美國不平等進程中，這些要素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但關鍵還是教育水平的地區差異、金融監管的放鬆和缺位。對此，要重視引導科技向善和金融向善，推動科技向普惠的方向發展，引導資本發揮應有的價值使命，積極發展普惠金融。第三，重視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協調，要汲取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高福利、高債務模式的教訓，強調政策更多惠及民生、擴大居民消費的導向，把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更好結合起來，推進物質資本積累與人力資本提升協同發力，為減少不平等而持續努力。
（作者為財經評論專業人士。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