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18日，二戰正酣，美軍杜立特中校奉命率領16架戰機從大黃蜂號航空母艦起飛，執行「空特一號計劃」，空襲日本。出發前，杜立特與隊員們約定在浙西的衢州機場着陸再見。不料，返程中因油料告罄等困境，1架飛機迷航飛往蘇聯，其餘15架飛機分別在中國浙江、安徽、福建和江西境內墜毀。面對從天而降的美軍飛行員，中國軍民展開了一場生死大營救，最終，除3人遇難、8人被俘外，64名飛行員成功獲救。周立文著《英雄山河》（光明日報出版社，2025年）圍繞這段歷史展開。該書的副標題是「1942年的衢州之約」，從杜立特出發前和隊員們的約定來看，這場約會留下了遺憾，但從兩國人民攜手捍衛正義、和平來看，這場以衢州為名的約會永載史冊。\谷中風

北京大學謝冕教授如此評價此書，「《英雄山河》是一本大書，記載着一個偉大的故事。作者懷着對英雄的崇敬，用生動精美的文字，完成了這部巨著。」《英雄山河》收錄了《杜立特突襲隊全員名單》和《杜立特行動大事記》。這份大事記始於1941年1月7日國民政府電令浙江，要求擴建衢州機場跑道，標準為可容50架美制重型轟炸機的起降；結束於1945年8月17日美軍人員空降北京，執行代號為「喜鵲」的營救行動，救出杜立特突襲隊成員──6號機領航員蔡斯·尼爾森，16號機副駕駛羅伯特·海特，投彈手德謝澤和領航員喬治·巴爾。這期間的故事構成本書講述的「本事」，不過，作為一部取材於真實歷史的紀實文學作品，《英雄山河》沒有局限於「本事」，更沒有採取平鋪直敘的寫法，而是以35個既獨立成篇又互相嵌套的章節，把杜立特突襲隊「從天而降」之後的故事如電影畫面般呈現於讀者眼前。之所以說是「電影」，因為作者把歷史和現實的多重片段，用蒙太奇的手法拼接在一起，形成多重視角下的深度探尋。深沉的歷史思考、厚重的一手史料、靈動的紀實文字、細密的敘事風格，清晰展露出歷史的複雜肌理，讀來如行山陰道上，令人目不暇接。

多重視角交織下的歷史肌理

比如，寫到賀靈揚會見飛行員時，作者引用了賀氏所著《杜立特降落天目記》中的內容；寫到波特、布雷默和中國百姓的「初接觸」時，引用了親與其事的教書先生朱學三的《臨安軍民護送美國飛行員》；寫到因療傷而最後一個離開中國的飛行員勞森時，引用了他寫的《東京上空30秒》。書中還用到了德謝澤的回憶《我是日本人的戰俘》，被藏在武夷山市檔案館的縣政府文書，接收飛行員的工作人員的日記等一手文獻，以及關於相關研究成果、報告文學等。每一份歷史文獻，不論是當時人的記錄還是後來者的研究，都滲透記錄者的視角和情感。德謝澤記錄他跳傘時的心情：「我數了十下，降落傘立刻打開。我看着燈光從機身的開口處消失了，很快發動機的聲音也消失了。周圍的霧很濃，我有一種奇怪的孤獨感……」非經歷者不能書之筆下。當作者把出自不同視角的文獻，穿插鋪陳，連綴一體，構成一幅斑斕而有序的圖景，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霎時在讀者眼前「活」了起來。

高清還原的場景幀幀閃現

閱讀《英雄山河》，常被書中具有強烈歷史還原度的畫面吸引。試舉兩例。

杜立特帶着降落傘落在一片稻田後，發現了一個水碓，在裏面度過了漫長的一夜，靠做體操抵禦風寒。早起的村民吳銀打開自家水碓房門時，發現了杜立特，把他帶到了浙西青年營駐地。那裏有位軍官會英語，為了向他證明自己的飛行員身份，杜立特提出帶他們去看降落傘。但降落傘不見了。而作者在前文已交代了降落傘的去向：村民紀永信早起餵牛，「忽然發現田裏有一堆白花花的東西，像冒起的水泡」，他走近了去瞧，「那是一個用很大一塊白布做的，傘一樣的東西。」村民們把這東西抬到了紀永成家。這東西當然就是杜立特的降落傘。正當紀永信等人在閣樓上研究這塊白布時，有人跑來告訴他們，外面有士兵正在找這東西。這段記述杜立特歷險記的文字篇幅不長，但通過多個敘事主體間進行視角切換和銜接，使讀者成了站立現場的觀察者。

勞森和麥克盧爾等飛行隊員的降落地點在南田島大沙村靴腳頭的淺海裏，他們在海灘上望見矮崖上有兩三個頭戴斗笠、身披雨衣的人，麥克盧爾根據閱讀《國家地理》的經驗認出他們是中國漁民。從海灘上把他們救回後，大沙村村民給他們送來了稀飯，發現他們不會用筷子後，又給他們找來了勺子。他們看見，幾位衣着襤褸的村民拿着約10英尺長的竹竿和繩子，還有幾位抬來了四塊方木板，「兩個多小時後，他們綁出了4副滑竿。中午時分，村民們抬上飛行員陸續出發了。」四小時後，一個連的日本兵過來搜尋，但撲了個空。村民把飛行員抬上紅帆船，「用一張格柵竹編將他們蓋住，這樣既擋雨，又能起到隱蔽作用」，自衛隊隊員則在岸邊分散警戒、護衛。就這樣，把飛行員送到了醫院。回憶起這一幕，勞森在《東京上空30秒》中動情地說，「就在他們抬我出去的時候，我感覺整個中國都向我們伸出了援手」。作者以白描手法勾勒出這段故事，又讓當事人現身說法完成了主題昇華，堪稱構思精巧，行文老辣。誠如評論家王干所言，「作者以一個新聞人的誠實打撈那些被遺忘的歷史故事，文筆樸實，詩意濃郁，蘊含深厚。」

「英雄之約」變成穿越歲月的友誼

全書用了較多篇幅描寫了從半個世紀前「衢州之約」延續至今的友誼。從上世紀40年代起，突襲者們每年都要聚會一次，並成立了杜立特突襲者協會。2013年，因所剩無幾的突襲隊員已失去活動能力，協會宣告解散。接力棒傳到後輩手中，他們成立了杜立特突襲者子女協會。曾任這個協會主席的杰夫·撒切爾是戴維·撒切爾的兒子。當年，戴維和隊友在象山海上墜機後，主動照顧同伴，為其護理傷口，安排撤離，機上人員無一被俘或遇難。對於中國人民，戴維飽含深情：「我永遠忘不了中國朋友對我們的無私幫助。因為我當年落在海裏幾乎絕望了，是那些匆匆趕來的中國人給了我生命。」2015年，93歲的戴維作為唯一在世的突襲隊成員出席了美國參眾兩院授予突襲隊全體人員國會金質獎章的儀式。同年，他委託兒子應邀來華參加紀念活動。這是杰夫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重走了父親當年走過的路，還和衢州二中的師生一起栽下一棵象徵友誼的花梨樹。2018年，他又來到中國，這一次是專程來參加杜立特行動紀念館的開館儀式。他說，「追尋父輩們的足跡，是為他們當年的勇氣而自豪，是對中國人營救美國飛行員的感謝。感謝中國人民的無私和慷慨。」

中國軍民救助飛行員往事的一些細節，也曾一度湮沒於歷史塵埃之中。廖詩原兄弟的故事就被遺忘了很多年。直到1996年，江山市有關部門上門問起，才打開了記憶的閥門。而當大洋彼岸的奧扎克收到中國來信，他根據照片一下子就確認當年正是廖氏兄弟救了他，並委託女兒蘇珊寫信：「我父親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很少跟我們分享他的經歷。這些照片讓我意識到父親曾經經歷了什麼，也讓我們了解到那些日子裏是誰給予了他同情和關心。我們，他的孩子們，難以回報你們的大恩大德。」2003年廖詩原去世，9年後，奧扎克也與世長辭，但蘇珊和廖明發接續了這段經歷了戰火考驗的友誼。2018年，蘇珊作為美國杜立特突襲者子女協會的一員參訪中國，在衢州杜立特行動紀念館父親的照片前長跪不起。離開時，她在廖家門前撿了幾塊小石子帶走，想像着父親走過這條小路時曾踩過這些石子。2024年，蘇珊再訪衢州，當她第一個跳下大巴車時，迎接她的是「歡迎蘇珊·奧扎克回家」的大紅橫幅，還有等在門口的「哥哥」廖明發。臨別時，「哥哥」給了她一把家裏的鑰匙。她說：「1942年的那個晚上，當我的父親被找到並帶到廖家時，他就變成了我的兄弟和朋友！」

國之交在於民相親。就這樣，當年的「英雄之約」，經受住了戰火的考驗、歷經了時間的沉澱，終於昇華為穿越歲月的友誼，成為中美兩國交往史上的一座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