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近二十年來，海外學術界與政界對中國經濟崛起造成衝擊的敘事，其核心邏輯經歷了從低端就業、高端產業到全球南方「空間擠壓」的演進過程。筆者以為，對「中國衝擊論」需要秉持辯證與理性觀之。

一方面，中國製造業在全球的競爭優勢，很大程度是市場機制運行的正常結果。中國是幅員遼闊、發展中的人口大國，不同地區的收入水平、要素稟賦差異很大。對小型經濟體而言，一旦工資水平上升，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可能按照「雁形模式」轉移出去；但對於中國而言，東部地區發展之後，中西部地區仍有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同時在製造業上中下游產業鏈都具備一定優勢，在經濟學理論上也有很合理的解釋。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坦誠面對的是，中國長期存在的體制性、結構性問題不能說對外部完全沒有影響。中國企業激烈的「內捲式」低價競爭，並使大量產能向海外銷售，會形成過度依賴出口的增長模式，這些也容易引起貿易夥伴的反彈。

面對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局面，筆者以為需要努力把「中國衝擊」轉化為全球共享的「中國機遇」。中國本來就秉承共贏理念，調整經濟增長模式，推動內外均衡發展。通過深化國內體制改革拉動內需、開放服務市場分享紅利、傳遞綠色創新共享的發展理念，踐行全球產能合作賦能南方，中國可以化解外部壓力，把自身的產業優勢轉化為引領全球共同繁榮的持久動能。

首先，緩解「中國衝擊」的一個根本性出路，是增強國內需求對國內產能的消化能力。中國已經將政策重心從過去的「生產驅動」逐步轉向「需求驅動」，尤其是提振消費需求，對這方面的改善很有幫助。短期而言，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避免貿易盈餘持續擴大，加大消費和投資的重要作用，比如加快既有專項債與超長期特別國債的發行與使用進度，適度擴大資金投向範圍，落實好8000億元人民幣政策金融工具等等。從中長期看，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升居民收入、切實提升居民消費能力與意願，讓14億人口的超大規模消費市場成為消化國內優質產能的「壓艙石」，不僅實現內部經濟循環的順暢，更能通過擴大商品與服務進口，讓中國成為全球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最終需求池」。

第二，相比於貨物貿易的巨大順差，中國在服務貿易領域仍有廣闊的開放空間。中國可以大幅放寬金融、醫療、教育、電訊、數字經濟及高科技服務等領域的外資准入限制，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擴大服務業開放不僅能夠吸引高質量外資、引入國際先進服務經驗以倒逼國內體制機制改革，提升進行服務消費的消費者體驗，還能有效縮減總體貿易順差，形成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更加均衡、互利共贏的全球合作格局。

第三，中國近些年在經濟增長、高技術行業發展等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中國領導人多次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強調「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觀，通過有為政府推動科技突破、實現環境保護。這也為諸多南方國家選擇發展道路、決定發展理念提供了新的參考。實際上，中國清潔能源技術在推動「全球南方」國家實現能源轉型、緩解電力匱乏、促進綠色發展方面，提供了大量可操作、可複製的具體案例。

比如，近年中國廉價好用的光伏組件及離網光伏系統對非洲出口大幅增加，一些中國投資還成為當地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重要來源。比如，肯尼亞加里薩（Garissa）50兆瓦光伏電站就由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融資。該項目大幅緩解肯尼亞北部地區的「用電荒」，為其提供了清潔廉價的電力。

企業加速高質量出海

最後，中國可以推動企業高質量「出海」，實施全球產能合作與本地化賦能。中國企業也可以擺脫單純的產品出口模式，加速向「全球化運營」轉型。一方面，可以主動將成熟的勞動密集型及中端製造環節向東南亞、拉美、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有序轉移，幫助後發國家建立本土工業體系，創造就業與稅收。另一方面，可以加大中間品、資本品與核心技術的輸出，通過輸出裝備、標準與管理模式，幫助全球南方國家搭建工業化階梯。

實際上，中國在對發展中國家投資方面已取得相當進展。根據商務部數據，截至2024年，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存量達到438億美元。事實勝於雄辯，這些數據和案例是對「中國衝擊論」的最好回應，也是對「中國機遇論」最好的證明。

（作者為京東集團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