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開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辛國斌在會上透露，我國人工智能已經基本貫穿研發設計、生產製造、質檢運維等全鏈條，已有近二百項人工智能關鍵標準成功研製。而在今年三月發布的「十五五」規劃綱要中，國家已明確提出「全面實施『人工智能＋』行動」，全方位賦能千行百業。預計到「十五五」末，中國人工智能相關產業規模將突破十萬億元。

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我們的世界。生產力的躍遷、產業形態的重構、治理方式的變革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一切都在加速。但在這片熱鬧之中，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停下來認真思考：當AI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滲透各行各業，誰在定義AI的知識框架？誰在引導價值觀念的重塑？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在二○二五年「前海智庫院長對話論壇」上，給出了一個振聾發聵的判斷。他指出，AI帶來的挑戰是全方位的，其中尤為值得警惕的是「被殖民」的風險──「當前AI大模型的『餵料』大多來自西方，這可能導致非西方國家喪失信息主權與思想主權，陷入前所未有的被『思想殖民』。」

這番話並非危言聳聽。

今天的全球AI訓練數據，高度集中於西方語料。當大模型以西方知識體系為主體框架來理解世界，當AI系統以外部標準來界定「何為正確」「何為好的治理」，一種比芯片斷供更為隱蔽的依賴便悄然形成──它在潛移默化中重塑一個國家的認知基座和價值觀念的底層邏輯，甚至在重構人類的知識圖譜。

今年三月，全球人工智能領域頂級學術會議NeurIPS（神經信息處理系統大會）在其二○二六年度徵稿指南中新增一項條款，規定「受美國制裁機構名單中的組織將被禁止參與投稿」。僅以「中國」為篩選條件，受影響的實體就達八百七十三家──華為、商湯科技、曠視科技、中芯國際、海康威視等國內核心科技企業，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三大運營商，以及部分受制裁的高校和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均在列。這些機構不僅無法以自身名義投稿，其資助、委託或合作完成的論文也將被直接拒絕，受影響人員還被排除在同行評審、編輯等學術服務之外。消息一出，中國計算機學會發表嚴正聲明，表示堅決反對；中國科協隨即宣布停止受理學者參加NeurIPS的資助申請。

這一事件暴露了一個冰冷的事實：知識主權的爭奪，已經從學術殿堂延伸到算法底層。真正的技術自主，從來不只是「有沒有芯片」這麼簡單，而是「是否擁有定義技術路徑的能力」。中國四十多年的現代化實踐，蘊藏着豐富的治理經驗和文明智慧，但尚未充分轉化為具有足夠國際影響力的思想資源和可計算的結構化知識數據。誰來定義「何為好的治理」？誰來決定「何為正確的邏輯」？這些問題的答案，正從學術討論轉移到算法底層，構成新型的「認知基礎設施」競爭。

再把目光轉向中國智庫。自二○一五年《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出台以來，中國智庫數量已躍居全球第二。然而，「庫多智少」的結構性矛盾同樣突出──優質知識供給嚴重不足，大量研究停留在套用西方框架、追逐短期熱點的層面。更為嚴重的是，在傳統知識環境下，資料整合、信息梳理本是有門檻的專業能力，而今這類能力正在被AI迅速規模化複製。智庫面對的已不僅是「發展」問題，更是迫在眉睫的「生存」問題。

那麼，在這場關乎國家戰略安全的競爭中，澳門能做什麼？

澳門雖長期受西方影響卻始終保持中華文明主體地位，四百多年的「和而不同、多元一體」的融合經驗，使澳門天然具備講述中華文明主體性的說服力。今年八月，《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三個五年規劃（2026-2030年）》正式公布。澳門「三五」規劃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按「1+4」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策略布局四大新興產業，高新技術鎖定數字科技、生物醫藥、集成電路及航天科技四大優先方向，並關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細分領域。

澳門雖小，但可以有大擔當。澳門擁有中葡雙語法律體系、自由港地位和廣泛國際網絡。在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征程上，澳門可從學科建設、智庫服務、文化傳承到國際對話等方面發揮獨特作用。澳門智庫的使命，就是將中國現代化經驗、特別是「一國兩制」的實踐轉化為具有國際解釋力的理論資源和結構化知識數據──在AI時代，為中華文明的數字化存續與傳播築牢根基。以豐富的中西並舉、古今同在歷史文化底蘊資源，以「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為根基，以中葡平台和國際網絡為紐帶，澳門完全有條件成為守護知識主權的前沿陣地。

AI時代，知識主權不是遙遠的概念，而是關乎每一個國家認知基座的現實問題。當大模型的「餵料」決定了一個民族如何理解世界、如何定義自身，誰掌握了知識生產的底層邏輯，誰就掌握了未來。從這個意義上說，澳門守護的不僅是一座城市四百多年的文明傳承，更是中華民族在智能時代的自主知識話語權。

澳門雖小，可以有大擔當，也應該義不容辭，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