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發軔時期，鄉土文學的出現，即伴隨作家與所書寫「鄉土」之間呈現出的地方認同議題─作家是否「在地」於「鄉土」。參考魯迅對鄉土文學作家群的定義，他們往往居於城市，為故鄉所放逐，描寫家鄉各自不為旁人所熟悉的地方特色，故不免有異域情調：「蹇先艾敘述過貴州，裴文中關心着榆關，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由此可見，對這批作家而言，鄉土∕故鄉成為了某種與「地方依戀」相關的「他性空間」─相隔愈遠，鄉情愈熾。

一九三○年代以降，在香港所出現的南來作家群體─自蕭紅、徐訏至李輝英等，其作品對「鄉土」的執著，構成了另一種「僑寓文學」的代表。如李輝英所言：「『鄉土氣』在我的文學寫作中既然像是成為一個定型（假如真可以這麼說的話），那麼你想改換了它而去迎合當地的洋場氣看來不過東施效顰或削足適履罷了，畫虎不成，肯定是難以討好的。」值得思考的是，這段話將「鄉土氣」與「洋場氣」相對，似乎屏蔽了香港這方水土自身所包含的「鄉土」元素。

職是之故，我們需追索由鄉土文學所引發的「鄉」與「城」的對應性關聯。以「僑寓文學」的性質而言，去「鄉」顯然更凸顯其離散指向。《列子·天瑞》所謂「有人去鄉土，離六親」，是對地緣與血緣的雙重背離。而書寫鄉土，可視為對心理根脈的回歸與重認。在這一定義下的「鄉土」，亦不僅指在地理區劃認知上與城市相對的鄉村空間。審視鄉土文學重要的代表作《果園城記》，如作者師陀言：「我有意把這小城寫成中國一切小城的代表。」而其取材「不見得同是小城的出產：它們有鄉下來的，也有都市來的，要之在乎它們是否跟一個小城的性格適合」。我們可如此理解，相對於沈從文《邊城》中的湘西鳳凰，果園城更近似於雜糅了鄉土與城市元素的複合性空間。沈氏在長篇小說《長河》中，亦有意將辰河流域的碼頭小鎮「呂家坪」作類似的建設，但因其作未竟而中斷，卻以「常與變」點出了這雜糅元素的分野──現代文明與傳統生存語境之間的博弈。

若以此為關竅來審視香港當代的鄉土文學，會發現其發展從文學主體性的角度，天然帶入某程度的甄別意義。首先相較早期的鄉土文學──如在左翼文學路線影響下所創作的《窮巷》《蝦球傳》等，其在情節設置上不再採用階級對立意識為先導，而代之以普遍性的世態人情；其二，從香港整體文學品格而言，這一時期的鄉土文學，實現了在雜交性（Hybrid）城市文化形態中，與「都市氣」有效的質壁分離。而其依託的，恰是對「鄉土」的進一步定義。「香港……有一個逐漸繁華的過程……它的繁華只在維多利亞港口和中環、灣仔等幾大鬧市，港島的窮街陋巷、市井小民佔壓倒多數，這正是鄉土文學滋生的大好土壤……鄉土性本身就包含着『市井性』。」以被譽為香港鄉土文學經典的《太陽下山了》為例，其「市井性」既體現於本土性的地理人文景致，亦具有空間的邊緣性指向。「從香港中環──繁盛的市區──乘電車到筲箕灣去，自成一區的西灣河是必經之地。」這段文字包含清晰的由主流都市空間逐步淡出的意味。其中，「自成一區」是個十分值得思考的界定，其以空間的獨立性，模擬了在生存環境、生活方式及價值觀等層面與「都市」間的區隔。這亦成為在舒巷城的「西灣河」書寫之後，香港作家構築鄉土意象的基本依據。

以上種種，因作者「地方依戀」的投入凝為文字，被讀者廣泛地閱讀，從而成為集體回憶的載體，進而深化為地景。但無可否認的是，隨着經濟發展提速與城市工商業的日益發達，這些地景在現實層面逐步式微至於消逝。陳智德曾在《地文志：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一作通過作者對九龍城、維園、北角、旺角、調景嶺等地景「抒情考古」的書寫，重塑香港空間與時間的辯證。而「民俗」則因其強烈的地方認同的意味，在鄉土書寫中被一再強調。不同於「五四」時期以降文學作品所反映鄉土空間的「封閉」格局，香港的「民俗」非受到工業文明漸進式的侵襲。其與現代文明猛烈衝擊之間的抗衡，成為香港鄉土小說的另一重要母題。追溯至一九六○年代末，彼時崛起的鄉土作家海辛的作品中，就這一點表現得相當突出。以海辛的幾部代表性作品為例，都市皆以傾覆的姿態對應於鄉土。而其中民俗元素，如粵語殘片、老式照相館、旺興街渡、竹林古村，皆被一一覆沒，如消逝於歷史深河。

顯而易見，隨着社會發展及城市格局的興變，從某種意義上「鄉土」在香港作家筆下已趨向廣義，並傾向以居住空間作為喻體。迄今，房價高企位居世界首列的香港，其房屋政策導致人群以空間佔有作為尺度出現分化。政府為安置低收入人士的公共房屋（居者無業權）與私人樓（居者持有業權）之間形成了社會階層的區隔，也由此建構了截然不同的生存語境及人際關聯。相對於後者呈現出的現代都市化「法理社會」取向，前者保留了更多的傳統「禮俗社會」特徵。費孝通引用迪爾凱姆（Émile Durkheim）的觀點，稱其社區運行模式為「有機團結」，其有機性體現於「先我而在的生活環境」，即居民並非「選擇得來」，而是「生而與俱」的人際關係。類似情形也發生於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組屋社群，如黎紫書小說《流俗地》中的「樓上樓」所建構的市井民生，即屬於此。在香港，公共屋邨承載了這個城市大部分人的集體回憶，甚至其本身的發展過程，亦成為了香港禮俗社會變遷的縮影。在香港作家的筆下，由公屋所帶來的「地方依戀」，建構了十分完整的社會性地景譜系：如木屋區（唐睿《footnotes》）、徙置區（林超榮《薔薇謝後的八十年代》）、Y形屋邨（潘國靈《合法偷窺》、華富邨（王良和《華富邨的日子》）。相對於私人樓宇處於自由市場的頻繁流動，屋邨則因其屬性處於相對靜定的低流動性，也造就了其內部相對充沛的人際交往。這其中包含了長期形成的血緣與地緣的沉積，從而帶來了「熟人社會」的「雞犬相聞」的鄉土意義指向。

因黑澤明影片《沒有季節的小墟》的觸發，海辛寫作《香港無名巷》一書。「就在這林立的現代化大廈的背後，有着另一個世界。那是一條連名稱都不曾有過的無名小巷。」無名巷的消逝，代表着香港社會結構在幾經嬗變的都市化進程中徹底的轉型。亦可理解為，其構成了沒有所指的鄉土地景──對市井民俗與其涵蓋的價值觀的載體，成為生活在這城市的芸芸眾生，地方依戀的最終憑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