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特朗普發布任期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第一次在官方層面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不僅給中國貼上「修正主義國家」標籤，還指責中國試圖塑造一個與美國利益與價值相悖的世界，取代它在印太地區的地位。這是美國對華戰略從「接觸」轉向「競爭」的轉折點。即使此後政黨輪替，競爭的重點會有變化，但這一戰略並未改變，雙方在經貿、科技、人才、價值觀、地緣政治等領域激烈博弈。
2019年3月，歐盟發布《歐盟—中國戰略展望》，第一次將中國定義為「系統性競爭對手」，認為中國在推廣替代性的治理模式。實質否定了2003年達成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自此雙邊關係持續惡化，並大有中歐關係中美化的趨勢。
美、歐幾乎同時對華政策轉向，當然不僅僅是跨大西洋政策的某種協調，本質上是東西方關係的真實反映。其根源有二：
第一，雙方共同的戰略利益減少。
決定大國關係的是彼此的戰略利益，這主要體現在安全層面。冷戰時，雖然東西方文明差異很大，價值觀更是南轅北轍，經濟交流更幾乎為零，但歐美卻相繼對華伸出橄欖枝：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1975年中歐建交。因為各方有共同的安全威脅，蘇聯。但蘇聯解體之後直到現在，雖然東西方仍然有很多的共同利益，如核不擴散、反恐、氣候變化、傳染病防控乃至最新的人工智能風險，但都不是共同的戰略利益。全球各國都面臨這樣的挑戰，而非東西方專有。
第二，雙方的國家利益有戰略關係衝突。
大國之間即使沒有共同的戰略利益但只要沒有戰略關係衝突，仍可相安無事，並不會視對方為對手和威脅。冷戰結束後直至2017年，東西方就處於這個狀態。根本原因在於西方國家認為中國還構不成對西方的挑戰，再加上西方在實力的支撐下自信滿滿，不僅認為它可以通過接觸改變中國，還認為這是借全球化把自己的實力迅速轉化為切實的利益和權力。這也是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大行其道的原因。
經濟關係從互補轉向競爭
當然中國是一個和平的文明，其經濟還停留在產業鏈的中低端，和西方可以形成互補，也都是重要的原因。
但2010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及歐美深陷金融危機、主權債務危機，大大改變了雙方的實力對比，也由此出現了戰略關係衝突因素。
美國從其文化和歷史經驗來看，認為中國強大之後必然尋求霸主地位，必然在亞洲成為主導性國家，這是對它國家利益最大的戰略威脅。於是從2011年開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計劃到2020年把60%的海軍艦艇、60%的本土以外空軍力量部署到亞太地區。到後來完全放棄接觸政策轉向遏制。
雖然美國同樣面臨和中國的經濟關係從互補轉向競爭，但並非中美交惡的主因。
歐洲由於不再是世界霸主，且和中國相隔遙遠，它和中國的戰略關係衝突與美國不同，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歐洲更希望捍衛西方的統治地位和制度模式。這除了西方中心論之外，也因為今天歐洲的國際地位更依賴軟實力和規則。它認為中國的成功必然會提供一個替代方案：即中國在治理模式、經濟體系和發展道路方面向世界提供其他選項，從而在全球範圍內挑戰了歐盟的利益、價值觀和影響力。從根本上講，它無法接受一個中國佔居主導地位的世界。
二是隨着中國不斷向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高端邁進，雙方的經濟關係從互補轉向競爭，同時雙方的貿易不平衡達到其難以承受的程度，歐盟大多數成員對華逆差。雖然這根本上是由於歐洲自身競爭力下降造成的──成本高、效率低、創新能力弱，但後果卻可能摧毀歐洲的工業基礎，並嚴重衝擊歐洲的生活方式和發展模式。由於歐洲不追求霸權，因此經濟利益的戰略性要高於美國。
以上這兩大因素，使得歐洲認為西方面臨的極右民粹主義崛起、經濟困境都和中國密切相關。也就是說，特朗普崛起是美國內部和中國這個外部因素共同造成的，歐洲極右政黨的崛起也是如此。
三是俄烏衝突。歐洲視俄羅斯為當下最大地緣政治威脅。但俄羅斯卻是中國唯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國，是對抗美國遏制最重要的力量。中國不可能為了歐洲而放棄俄羅斯。因此中國的中立立場──這也是新興國家的共同立場──就令歐洲難以接受。
當然僅就中歐之間，還有兩個因素也助推雙方走向對立。一是美國因素。歷史上看，中美和中歐關係有正相關性，中美關係好，中歐關係也好，中美對抗，中歐也會亦步亦趨。二是台灣因素。歐洲密集打「台灣牌」是2019年確立中國為「系統性對手」框架之後的事。由於台灣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因此在惡化中歐關係上作用突出。
差異化處理與歐美關係
不過中國對待歐美是有差異的。對美國毫不猶豫以打促談以談促和。對歐洲則立足於能談就談，以談判和合理的讓步來化解問題，以穩住雙邊關係。雙方於10月在北京就貿易摩擦達成階段性共識就是如此。原因在於中美戰略博弈是主要矛盾，中歐是次要矛盾，歐洲儘管不可能站到中國一邊，但和中國維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和美國保持一定距離還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中歐關係衝突的性質和烈度與美國也不同。美國是要阻撓中國發展，全方位遏制，歐洲則更傾向於維護自身利益，聚焦具體問題。
歷史上看，東西方多次為友也多次成為對手，今天的狀態也不會長期持續，只要上述因素發生變化，雙邊關係自然隨之改變。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