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提名期20日結束，選舉主任共接獲1115份候選人提名表格及40份指定團體提名表格。縱觀整個提名期，報名踴躍、差額競爭擴大，一定程度上反映特區治理制度重心，正從平穩有序地完成制度重塑轉向以實質競爭檢驗素質、進而提升治理效能的新階段。

架構重塑：界別擴面與競爭擴容

細看參選名單，約四成人並非現任選委，部分更是上屆落敗後再次參選。36個經選舉產生委員的界別分組中，31個超額報名、確定須投票，僅5個分組為等額報名。多個界別由過去的等額協調轉向差額競爭，競爭性顯著增強，新面孔的湧入亦改變了選委會選舉的參與結構。

參選格局的變化，並非單純的選舉技術調整，而是特區治理制度安排及其內在特徵發生明顯變化的縮影。回顧2021年選委會選舉，其肩負制度重塑與平穩過渡的歷史使命，以維護國家安全與政治穩定為首要任務，高效協調完成了制度切換。如今，隨着新選舉制度日趨成熟，在特區政府編制實施第一個五年規劃的背景下，社會大眾對政府整體治理效能有了新的期待。制度的重心正從「平穩過渡」轉向「選賢與能」，對參選者素質的要求、預期其對香港和國家發展的貢獻，均不同以往。這一轉變，既是香港在由治及興之路上持續向好的寫照，也是適應新發展階段需要的治理與制度安排作出的必要調整。

不妨從制度主義的框架去解讀。制度並非靜止不變的規則集合，而是在外部壓力與內部需求交織下不斷調整的動態過程。在歷史制度主義的視角下，制度的「關鍵節點」往往緣於舊有安排難以為繼之後的重大轉折。香港選舉制度的重塑正是如此。2020年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施與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終結了對抗性政治行為的空間，使政治環境的結構選擇性發生根本改變，聚焦經濟建設、民生改善、科技創新、融入國家大局等發展，才是凝聚社會更大共識、提升政治人物競爭力的可取之路。制度重塑不僅改變行為誘因，也直接體現在選委會本身的組織架構上。選委會委員規模由1200人擴至1500人，並首次納入基層社團、同鄉社團及中小企業界等新界別，制度架構實現整體完備。這些新界別與經濟發展、民生福祉息息相關，使聚焦發展的群體在制度內獲得更大代表權，與前述回報遞增相互呼應，也為今日的差額競爭奠定了基礎。

實踐深化：差額投票與敘事轉變

制度架構的重塑，亦帶動了制度運作邏輯的轉化。香港國安法是在原有法律體系之上添加的新制度元素，完善選舉制度則是對原有選舉規則的系統性修訂。完善後的選舉制度保留了差額選舉的規則設計，提名超額即須投票，等額則自動當選。今次選委會選舉提名中，多數界別出現超額報名，使差額投票從制度上的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正因此，參選人不可以「躺贏」，必須以政綱、表現和往績爭取支持，這反過來又強化了制度的競爭性與認受性。

制度調整的影響力，同時延伸到主導社會的敘事方式之上。「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已成為新的敘事主軸，話語的轉變為制度改革提供了正當性，也為社會共識的重建奠定了基礎。不少參選人將對接國家發展戰略作為核心政綱，正是這一話語轉變的直觀體現。制度、行為和話語三者相互強化，使選委會選舉呈現出新的良性競爭格局，亦構成香港治理制度演進的一個重要面向。

在上述制度變遷的脈絡下，選委在香港當前制度發展、整體社會由治及興路上的重要性更加凸顯。選委會肩負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及選出立法會其中40名議員的重任，委員作為這一新治理架構下的重要組成，必須展現出與由治及興所要求的素質、所需發揮的作用相匹配的特徵。

這種匹配，首先是「有心」與「有料」的統一。服務社會的意願固然是前提，但僅憑一腔熱忱或空喊口號並不足以承擔選委會的憲制責任。委員人選須在所屬界別具備扎實的專業資歷和可驗證的往績，擁有能夠調動業界網絡與資源的實際能力，並對國家發展大局和香港公共行政運作有清晰的認知與承擔意願。專業資歷賦予其判斷政策優劣的底氣，業界網絡使其能夠匯聚分散的訴求，對國家與香港關係的準確理解則確保其提名和投票決定經得起服務國家和香港發展所需的制度檢驗。唯此，選委會才能真正發揮選賢與能的制度功能，為特區良政善治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