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歐洲街頭大規模抗議運動風起雲湧，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地先後出現政治動盪。與此同時，多國政治極化升溫，極右和極左政黨在各地紛紛崛起，表面是抗議生活成本上升和社會服務下降，實質的問題則是：歐洲的高福利模式還能不能持續？

歐洲工作時間少、財政補貼高、福利待遇好的福利社會的本質，是一份以高供給效率疊加一定的債務赤字，換取居民穩定預期、降低社會衝突的契約。然而，2022年以來的三大供給衝擊，相當程度削弱了歐洲福利社會存在的經濟基礎。

首先是俄烏戰爭壓垮了歐洲的能源供應，廉價能源、穩定供應已不成立。2017年至2021年荷蘭天然氣基準均價大約23歐元／兆瓦時。俄烏戰爭後，2022年天然氣均價升至約124歐元，8月峰值一度接近340歐元，約為戰前常態的十餘倍。此後雖回落，卻再也沒有回到戰前低位。能源從「低成本紅利」變成成本約束，不僅僅大幅提升了歐洲人的生活成本，還影響產業競爭力。比如，德國化工、汽車、機械等行業在能源危機後持續承受成本劣勢，資本開支大規模外遷。

其次是年輕勞動力供給也明顯下降。歐元區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已升至約兩成以上，老年撫養比由2000年約24%升至2025年約35%。人口老齡化不僅意味着養老金和醫療支出增加，也意味着勞動年齡人口佔比下降。如果勞動參與率和生產率不能同步提高，歐洲福利國家就會面臨繳費人口增長慢於福利領取人口、社會保障體系負擔持續加重的問題，這還不包括對大量難民的財政援助。

最後是廉價資本供給的終結。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到疫情爆發之前，歐元區主權債收益率長期貼近零甚至為負，降低了歐洲為了維持福利社會的政府債務利息負擔。然而，近些年主要經濟體財政擴張，重新推高了全球利率水平；在技術取得進步之後，美國AI巨頭也在金融市場爭奪資本，也可能進一步推升了資金的成本。目前，最安全的德國10年期國債利率已經達到3.3%左右。歐元區國家利息支出佔財政比重回升，以債養福利的緩衝被壓縮。

如果說能源、勞動力與資本的供給衝擊很大程度是外生性因素引發的「天災」，歐洲在政治治理方面缺陷進一步抑制經濟活力，則是明顯的「人禍」。

首當其衝的問題是歐洲打擊了自身經濟的靈活性。例如，近年來歐洲各國對環保問題的重視程度提高。在德國，受反核民意與綠黨的長期綁架，政府不顧工業基礎與能源安全，於2023年徹底關閉了最後幾座核電站──即使俄烏衝突和能源價格飆升已經出現。然而，在自身電力缺口巨大、風光發電靠天吃飯的情況下，德國工業巨頭不得不支付高昂成本，被迫大量進口法國生產的核電。這種違背經濟規律的政治折騰，不僅削弱了德國製造業的全球競爭力，也成為了拖累歐洲經濟活力的典型縮影。

歐洲過於嚴格的監管對其經濟的創新也產生相當的負面影響。例如，2018年5月歐盟推出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是目前覆蓋面最廣的個人數據隱私保護法規，甚至被稱為「懲罰性監管」。但是這樣的監管增加了歐洲企業運營成本、降低了商業活力和創新熱情，導致歐洲在數字經濟和科技領域逐漸落後於中美。歐洲不僅沒有出現一家比肩中美的互聯網巨頭，在初創企業培養方面也不具有優勢。

民粹情緒阻礙改革

面對嚴峻的供給衝擊，歐洲又缺乏良好的政治治理，難以通過鼓勵市場創新、科技進步乃至推動結構性改革加以對沖，歐洲經濟自然會面臨「滯脹」的壓力。居民實際收入下降，財政壓力增加，福利社會難以為繼也就不足為奇。

受到中東地緣政治引發的能源價格飆升的影響，2026年一季度歐洲GDP環比一度負增長（後修正為零增長），二季度環比增長0.4%，增長總體疲軟。與此同時，歐元區通脹從年初的2%上升到3.8%，滯脹的風險明顯增加。在此背景下，歐洲的財政脆弱性也進一步顯現：截至2026年二季度，歐元區整體政府債務約相當於GDP的88.8%。同時，在全球利率抬升的背景下，對財政不可持續的擔心還可能進一步提升國債的利率水平，並形成惡性循環。法國10年期國債利率近期一度突破5%，引發全球金融市場普遍關切。

很顯然，從財政平衡的角度來看，削減福利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然而，增福利容易、削減福利政治成本極高。近期法國延遲退休改革引發的持續示威，正是選民不願接受福利制度收縮的集中表現。更為麻煩的是，迎合選民的部分極右和極左政黨在許多國家受到歡迎，這可能會使得歐洲的改革面臨更大的困境。

例如，近期受到支持的法國左翼政黨「不屈法國」提出，通過增加稅收，尤其是高收入群體、財富和資本收入的稅收，支持更大規模的公共支出和社會保障。在高福利、高稅收本來就存在一定程度「養懶漢」、削弱勞動供給和就業激勵的背景下，這樣的政策主張恐怕難以成為歐洲經濟擺脫困境的良方。

（作者為京東科技集團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