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被萬物/「丹麥模式」的共同富裕\西澤研究院院長 趙建

在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小康社會」之後，中國正在向第二個目標──「共同富裕」邁進。與第一個目標「快速做大蛋糕」相比，第二個目標「公平分配蛋糕」顯得更加重要，又更加複雜和富有挑戰性。歷史無數次「均貧富」的經驗，成功的案例較少，這也使得規劃者不得不更加謹慎和小心翼翼。好在與過去簡單的「鹽鐵稅」和「青苗法」相比，現在有了更多科學的現代治理方法。

共同富裕讓時代的聚光燈從過去的「先富」，轉向現在的「後富」，回到如何實現「先富帶動後富」的初心。中國進入了「民生經濟」時代，即以民生改善為政策和市場邏輯主線的時代。在這個階段，政策的邏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頂層設計者正從時代的高處俯瞰歷史的蜿蜒脈絡、理想的崇高偉大與現實的坑坑窪窪。對於這種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複雜險峻，數字平台的壟斷資本恐怕早有體驗，但這不過是剛剛開始。

模式切換：先富到共富

如果從價值創造與分配的視角，將宏觀活動分為生產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兩類。其中，生產性努力是人們共同發力一起做大蛋糕的過程，是用發展的視角來解決一系列深層次問題的思路；而分配性努力則不同，從貶義的視角來看它是指，不是一起想辦法如何做大蛋糕，而是蛋糕還未做大就把如何分配放到第一位。

在分配性努力佔主導的經濟體中，事關分配而非生產的權力最為重要，這就會形成不利於發展的一種激勵體系，即激勵人們去通過各種非生產性活動來獲得權力，從而佔據分配性權力鏈條的有利位置。在這樣的社會裏，圍繞權力博弈的政治動盪甚至是軍事動盪最為常見，此時圍繞發展構建的國家體系失敗，從而也就失去了激勵生產性努力的穩定的社會環境。一些國家陷入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這種狀態。

但需要認識到的是，當後發展經濟體的要素紅利和制度激勵空間逐漸消耗完畢，生產性努力必須要公平的分配才能進一步激發的時候，分配的問題就要放到第一位。此時，公平與效率不是互斥的、對立的，而是兼容的、共生的，公平成為了一種效率，一種更有利於長期價值創造和社會環境穩定的制度基礎。此時，我們對分配性努力的定義和認知也應該發生變化，分配是為了更好的激發生產性努力。

如果說改革開放是通過市場經濟實施的需求側改革，五年前為了降低內循環的成本啟動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那麼今天，更重要的則是分配側改革。也就是在國民收入總量的分配中，企業（資本）拿了多少、勞動者拿了多少、政府拿了多少的問題。如果勞動者的生產性努力成果絕大多數給了政府和企業，那麼還能有多大的積極性？或者，再努力的生產性努力，也比不上租金型社會的分配性努力，那麼勞動者的積極性也會不斷衰退。

民生經濟問題的癥結根源，現在來看已經不是需求側也不是供給側的問題，而是分配側的問題。8月17日的中央財經委會議，高層已經將分配問題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並提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總分配體系，並再次強調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因此我們需要認清民生經濟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徵：政府會將分配問題放到首位，基於公平的分配性努力將成為政策邏輯的主線。即如何通過更好的分配蛋糕，以繼續更好的做大蛋糕。

走向丹麥：合理分蛋糕

「丹麥模式」幾乎是每個政治學家的嚮往（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丹麥是北歐的一個小國家，卻是社會治理和和諧發展的典範，「它富強、民主、安全、治理良好，只有較低水平的腐敗」（非常契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丹麥，經濟增長速度較低，但並沒有多少人失業；社會福利較高，但並沒有多少財政赤字；選民政治，但行政決策非常有效率，腐敗極少，政局非常穩定。最為重要的是，丹麥整個社會非常和諧，財富差距非常低，人們的生活安詳寧靜，沒有其他國家的民眾焦慮和社會矛盾。丹麥為什麼能做到這一點？這是一個讓很多政治學家熱衷討論的課題。

但是，畢竟丹麥是一個小國。與丹麥相同狀態的小國，也有採取與丹麥完全相反的統治思路。至少說明了一點，在抵達「丹麥模式」的進程中，並非只有一條道路。或者說，「走向丹麥」是一種目的，但實現的道路卻並不是唯一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模式是其中之一，但並不是唯一。可以借鑒，但不能照搬。

中國決策層多次強調，共同富裕不是簡單的「均貧富」運動，而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是不斷夯實分配與民生的基礎性制度體系的過程。這意味着更高層次的改革開放──如果說「改革開放1.0」是做大蛋糕，那麼「改革開放2.0」就是分好蛋糕。換句話說就是：通過國家的分配性努力，以提高社會的生產性努力，減少不利於高質量發展的私人分配性努力活動，因為這些非生產性活動是以消耗結構為代價的。

畢竟中國歷史悠久、國情複雜，各地區各階層發展不平衡，民生經濟很多領域發展不充分，「走向丹麥」的路途還是需要自己探索。丹麥是一個小型經濟體，經驗不能照搬，但目的和最終解決的問題是一樣的。中國要在第一人口大國施行共同富裕，解決民生問題，這個工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需要像市場化改革一樣，走漸進式改革的路線，既要通過分配手段提高後富者的相對收入水平，又不能打擊先富者的積極性，更不宜宣導一些簡單粗暴的「均貧富」言論，更多的是減少臨時性的各種辦法、指令，多採用立法手段穩定長期預期。

「走向丹麥」的過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走向「民生經濟」，即擴大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公共品供給，讓低收入階層生活有保障。這個階段的難點是改革地方政府績效考核和央地財稅體系，激勵地方政府將財政資源更多的投到「裏子工程」中，讓中央政府在公共品的供給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平衡財權和事權，讓地方政府逐漸擺脫土地財政和地方債的過度依賴。

第二階段，走向「差別富裕」，仍然有先富後富的差距，但是整個社會總體上是富裕的，這個比小康社會更進一步，關鍵是兩點：一是機會公平，差距是暫時的，讓後富看到通過生產性努力取得成功的希望；二是生存保障，對最差的那部分老弱病殘弱勢群體要有社會保障兜底。差別富裕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中間狀態、過渡階段。

第三階段，走向「共同富裕」，注意這裏的共同富裕不是絕對的富裕平等，而是一個通過現代法治和治理體系逐漸縮小差距，先富與後富階層間可以動態流動的概念。富裕代表的是生產性努力的獎勵，而非不勞而獲依靠繼承、收租、權力等分配性努力實現的財富自由。因此走向富裕的關鍵是國家合理科學的分配性努力，通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基礎制度性改革，降低對生產性努力的徵稅（工資所得稅），提高對分配性努力成果的徵稅（財產稅、資本利得稅等）；尤其是提高社會在分配體系中的作用，讓先富更主動、更自願的承擔起帶動後富的社會責任，帶領全國共同「走向丹麥」。

總之，中國進入「民生經濟」時代，經濟社會和政策取向的變化出現了不同於以往的邏輯。先富者們不能再只顧自己「埋頭賺大錢」和「精緻利己」，而是要主動承擔起社會責任──扶助弱勢群體，與公共部門一起解決社會問題；參與社會治理，助力法制社會建設等等。因為他們的富裕，有很大一部分並非絕對的生產性努力，而是這個時代饋贈分配的「紅利」，它本該屬於這個社會。而一個長治久安、和諧穩定的社會，對每個人都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