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之道/疫下稅收經濟學\智本社社長清 和

納稅，是今年全球財經領域的熱門詞。中國稅務部門加大了對逃稅、偷稅、漏稅的打擊力度；美國拜登總統上台後着力推動徵稅法案，提高富人、高收入人群的稅率，眾議院此前提議將企業稅率從21%提高到26.5%，將最高個人稅率從37%提高到39.6%。此外，拜登政府還聯合136個國家和地區達成最低有效稅率協議，旨在迫使美國跨國公司回國繳納差額稅收。

12月20日，中國國家稅務總局杭州市稅務局稽查局對頂流帶貨主播「薇婭」追繳稅款、加收滯納金並處罰款，共計13.41億元人民幣。這一天價罰單給直播電商行業帶來極大震懾。就在同一天，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在社交媒體上表示：「告訴那些好奇的人，我今年將支付超過110億美元的稅款」。此前，馬斯克曾透露其納稅金額將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人，即美國納稅第一人。

今年，各國政府為何加大徵稅力度？

疫情期間，全球經濟下滑，政府財政收入下降。美國實施逆周期的宏觀政策，經濟與財政下降期間，反而擴張財政刺激經濟，這無疑加大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和債務風險。大疫之下，增量萎縮，民眾對保障與公平訴求上升，對貧富差距更加敏感，拜登政府迎合社會思潮，向富人徵稅，給窮人發補貼，以平衡社會矛盾和換取政治選票。

稅收是國家機制運行的主要財源，是社會契約中最核心的條款之一。按照社會契約理論，國家是由所有公民共同達成的社會契約組成，其核心條款就是納稅，政府作為代理人利用稅收為民眾提供公共用品。所以，公民有納稅的義務，而政府有收好稅、用好稅、管理好稅的責任。

那麼，為什麼還會出現偷稅、漏稅和逃稅？即便在美國，頂級富豪和跨國公司也在設法避稅，此前有報道說美國富豪納稅比例極低。馬斯克2018財年個人所得稅竟為零，特斯拉總部從加州搬到得州，按照得州居民身份納稅，馬斯克一年可合法迴避近28億美元的資本利得稅。

這背後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一、納稅的義務與權利不對等的問題。在社會契約中，納稅是公民的義務，而與義務對等的是權利，所謂權利就是享受公共用品的權利。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如果只有納稅的義務，但沒有充分享受到稅收的公共福利，那麼公民自然會選擇迴避納稅。例如，稅收使用不透明、不公開，出現嚴重的貪腐、尋租問題；稅收使用效率低下，導致公共用品嚴重不足；同時，公民又缺乏對稅收使用的監督權。稅收的權利無法得到伸張最終削減公民納稅的意願。

二、公共用品缺乏價格機制。公共用品缺乏充分的自由價格，這會導致個人的成本與收益無法明確。有些人會覺得自己納稅多但享受的公共用品少，指責少納稅的窮人享受了更多的公共用品。公共用品的分配難題容易出現搭便車現象，引發「公地悲劇」，即人人都設法少納稅多佔公共的便宜。

三、稅制的公平性問題。從全球範圍來看，勞動者的工薪稅普遍高於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高於資本利得稅。這種不平衡的稅率誘發了避稅動機。以帶貨主播為例，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為45%，而個人獨資企業的所得稅最高稅率為35%。薇婭與之前被罰稅的「雪梨」均註冊一些個人獨資企業，個人勞務報酬以營銷費用等名義打入企業賬戶。這樣明面上可以迴避10%的稅收，實際操作中節省得更多。

這其實是一個全球性問題。最近幾十年，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跨國公司和投資銀行崛起，資本在全球流通，各國為了吸引外資，對資本實施競爭性稅制，紛紛降低跨國公司的企業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然而，勞動力卻無法在全球流通，只能在本土工作和納稅，個人所得稅下降幅度不大。換言之，資本和勞動力的全球自由度，決定了政府的徵稅競爭烈度，進而影響着各自的稅率。這也導致了資本所得長期高於勞動所得，擴大了貧富差距。

「大疫大稅」是一個現實選項。各國政府試圖加稅來增加收入、避免債務危機，但這種做法更可能加劇債務危機。

美國經濟學家歐文·費雪曾提出「債務─通縮螺旋」，解釋大蕭條爆發的過程。如果將這個理論與稅收結合起來，構建「債務─稅收─通縮螺旋」分析框架，即可解釋過度負債、增加稅收與通貨緊縮相互增加的過程，並最終導致債務危機。

風險的源頭來自過度負債，這裏主要指政府過度負債。當經濟下滑時，政府財政負擔加重，如果疊加財政擴張，債務風險加劇；政府開始設法加徵稅收，提高稅率，追加徵收強度；在經濟不景氣時過度徵稅對市場造成扭曲，打擊投資信心，投資規模下降，經濟進一步萎縮；經濟通縮，融資環境惡化，政府信用下滑，債務風險進一步加劇；政府設法啟動第二輪加稅或嚴厲徵稅……這是一個不可逆的循環，最終導致債務危機爆發。

現代國家陷入「債務─稅收─通縮螺旋」的例子並不罕見。1974年，美國經濟下滑，財政吃緊，福特政府謀求加稅，但經濟更加萎靡。此時「拉弗曲線」橫空出世，揭示了政府的稅收收入與稅率之間的關係：當稅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時，提高稅率能增加政府稅收收入，但超過這一限度時，再提高稅率反而導致政府稅收收入減少。該理論於1980年運用到里根總統的減稅法案中。

由於美國徵稅權被國會掌控，政府徵稅的難度增加，但政府又會轉而向債券市場和中央銀行謀求融資，陷入「債務─貨幣─滯脹螺旋」，最終不可避免地陷入債務危機。當經濟逐漸下滑、債務風險增加，政府通過財政赤字貨幣化的方式融資，央行擴張貨幣為其提供便利；貨幣與財政（債務）擴張，引發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經濟停滯，國家信用崩潰，最終爆發債務危機。

眼下發達國家偏向於「脹」，新興國家偏向於「滯」，但均滑向債務漩渦。例如，土耳其正陷入「債務─貨幣─滯脹螺旋」，長期的貨幣擴張導致通脹和外債高企，貨幣與主權信用崩潰，本月再次遭遇股匯債三殺。

大疫之下，要避免「債務─稅收─通縮螺旋」與「債務─貨幣─滯脹螺旋」，宏觀經濟政策要足夠謹慎。在經濟蕭條時，宏觀政策旨在使用公共信用為經濟「兜底」，但是公共信用也是有限的。而政府財政和央行貨幣的公共信用均來自稅收。

回顧1980年美國里根總統實施減稅政策，其間平均每年的減稅額度約佔每年的稅收總額度的2.48%。減稅力度雖不及預期，但是減稅增強了投資信心和市場預期，激活了企業的積極性和市場的流動性，最終經濟增長、稅基擴大。里根執政期間，除了最艱難的1982年下滑外，每年稅收均在增長，累計稅收為5.75萬億美元。

減稅為何會促進經濟增長、財政增收？

公共資源缺乏價格機制，分配效率低下、浪費嚴重。用弗里德曼的話來說就是：「花別人的錢為別人辦事，最不負責任。」政府減稅就是將財富還給市場，讓個人根據自由價格去配置資源，經濟效率更高。也就是「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最為經濟」。疫情期間，意大利總理馬里奧·德拉吉說過一句清醒的話：「我想重申，現在最重要的應該是政府給錢的時候，而不是拿錢的時候。」

弗里德曼秉持的主張是古典主義的「小政府」，將更多的資源（稅收）交給市場去配置。不過，哈耶克的「競爭性政府」的邏輯似乎更加充分有效。現代政府的問題不在大或小，而是競爭與效率的問題。在全球範圍內來看，國家治理本身也是一種自由市場，只要商品、資本、信息、技術、勞動力等自由流通，競爭性政府定然會設法降低稅率和提高治理效率。但拜登政府推動的全球統一最低稅率，反而加劇了各國政府對稅收的壟斷性。商品、資本的自由流通迫使各國政府實施競爭性的低關稅和低資本稅率，若勞動力自由流通定然加劇各國政府之間的競爭烈度，這無疑可以降低勞動者稅率和提高行政效率。所以，構建競爭性政府，是經濟全球化時代國家治理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