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倫漫話/天才譯者\江 恆

  圖:賈平凹長篇小說《高興》的英譯本《Happy Dreams》由英國翻譯家Nicky Harman翻譯,金庸《射鵰英雄傳》由瑞典譯者Anna Holmwood翻譯為《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資料圖片

日前和友人聊起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比如英文常用的「dirty secret」和「guilty pleasure」等說法,就很難找到對應且貼切的中文詞彙,若按字面直譯,難免死板和生硬,若是追求文采,可能會偏離原意,另外還要兼顧好上下文和具體語境,實為不易。

這不禁讓我想起「心有猛虎,細嗅薔薇」這句經典譯文,它來自於英國詩人薩松的「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作為譯者的詩人余光中,寥寥幾筆,便將那俠骨柔情躍然紙上,足見其學貫中西的深厚功底。從中不難看出,好的翻譯不僅是字面的「信、達、雅」,更需要譯者的文學修養以及對對方語言文化的深刻領悟和積澱。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亦是如此,我在英國便遇到三位這方面的佼佼者,他們精通中西,在語言和文化上的切換遊刃有餘。

其中一位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漢學家、荷蘭人米歇爾·霍克斯(Michel Hockx),中文名賀麥曉。二○一五年我第一次拜訪他時,便驚嘆於他那近乎母語的中文水平,這一方面要歸功於他娶了個中國太太,但更主要的是他對中國文學近乎痴迷的熱愛,按他的話說,語言只是敲門磚,他與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在精神上已融為一體。他舉例,自己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北京留學期間曾專門拜訪蕭乾,蕭老便有作家和翻譯家雙重身份,這兩者無疑相輔相成。

談到文學翻譯的經驗,賀麥曉認為熟悉中國文化背景比了解作品本身更加重要。他以詩歌為例,指對於一個外國人去理解中國文學,不但須看詩歌作品本身,還需要其他方面的幫助與輔助,比如時代和社會背景,這樣才能掌握全貌,譯出精髓。中國作家劉心武在《妙解紅樓》一書中曾提到賀麥曉在此方面的過人之處。

劉心武說,有一年他到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演講,主題是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現場一百多個座位全部坐滿,還有二十多位來賓始終站着聽講,令他非常感動。但問題出現了,絕大多數金髮碧眼的聽眾不懂中文,對《紅樓夢》更是一無所知,如何翻譯十分棘手,比如一句「春夢隨雲散」的詩句,若沒有相當的中文修養,做不到隨口道出英文而聽眾憬然。結果當天全有賴於賀麥曉那流暢而生動的翻譯,才讓演講收到很好效果。

劉心武也有感而發提出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上,了解對方文化的重要性。他說,在中國,莎士比亞及他的主要劇作如《哈姆雷特》、《羅密歐與朱麗葉》,都已進入了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們的常識範疇,在大學裏,即使是理工科的學生,如不知道莎翁或說不出至少一個莎劇劇名,也會遭到譏笑。但是反過來,在英國,曹雪芹和《紅樓夢》不僅未能融入其普通人的常識範疇,就是大學裏的文科生,只要其專業不是中國古典文學,不知道曹雪芹和《紅樓夢》也是一樁無所謂的事。兩種文明裏旗鼓相當的文豪巨著,在交流中卻不能獲得等量的效應,實在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

另一位是擔任英國翻譯協會聯合主席的文學翻譯家尼基·哈曼(Nicky Harman),中文名韓斌。與普通的譯者有所不同,她本身就是專注於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家,近二十多年來譯過的中國作家包括賈平凹、嚴歌苓、蘇童等人,由於她的翻譯工作出色,更獲得了中國出版業面向海外設立的最高獎項─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儘管如此,她還是提到在翻譯中「換位思考」的重要性,這要求對中國風土人情的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

她以自己翻譯過的賈平凹長篇小說《高興》為例,指出賈平凹在書中採用了大量陝西方言,這時就不可以只追求流暢地閱讀理解小說,而是先要把書中的方言真正吃透,而翻譯出來的英文也必須通俗易懂,讀起來就像是農民工、拾荒者這種身份的人會說的語言,這樣才能說服讀者,達到翻譯的準確和傳神。她說自己為此專門花了大量時間來了解賈平凹出生和成長的陝西,熟悉當地的風土人情,從而將作家生活的那片土地與小說中的故事深刻地連接起來。

韓斌還提到她喜歡中國的武俠作品,比如金庸和古龍的小說,而這與我要說的第三位譯者、瑞典姑娘安娜·霍爾姆伍德(Anna Holmwood)有關,她中文名郝玉青,牛津大學畢業後因翻譯了金庸的《射鵰英雄傳》而一炮而紅。

我們在倫敦初次見面時,她就直率地談起翻譯《射鵰》的感受,稱對武俠和江湖文化的理解比小說本身更加關鍵,因為很多中國人習以為常的用語,西方人卻十分陌生,因此要使用他們熟悉的事物來替代,比如「鵰」的譯法上,採用「Condor」禿鷲好過「Eagle」鷹,讀來更有氣勢。把金庸的《射鵰》比喻為「中國版的《魔戒》」,西方讀者一下子就明白了小說帶有歷史與奇幻色彩。

人們常以「文化使者」來形容搭建語言橋樑的譯者,但我更喜歡韓斌本人的說法,她認為自己更像是「中間人」,熟悉兩邊文化且深得信任,這個角色讓她樂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