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水滸畫卷,品大宋氣象

  圖:《水滸尋宋》,虞雲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水滸傳》是我國經典文學名著。對這部書的解讀可謂汗牛充棟。宋史專家虞雲國教授的《水滸尋宋》(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兼具學術性和可讀性,旁徵博引,論必有據,見解獨到,為「水滸迷」和「宋粉」提供了一頓豐盛的閱讀大餐。\谷中風

如書名所示,本書是作者「讀水滸」的產物,而作者的閱讀不單是文學的,更是史學的。換言之,在《水滸傳》這本名著中,作者希望讀出並呈現的,不僅是審美的、文學的感悟,還有關於「宋」之歷史的、理性的考辯。用作者的話說,「對於希冀了解宋代社會生活的讀者,分則能獨立成題,推開一扇窺探的窗戶,合則能略成氣象,構築一條巡禮的長廊,對人們從整體上把握宋代社會有所幫助」。因此,本書的寫作採取了文史互證的方法,「慕陳寅恪之證史」,「效鄧雲鄉之說夢」,取材極廣泛,除了史書和筆記,還旁及宋元詩詞散曲和雜劇話本,兼及元代詩文曲劇,但「基本拒絕明代的材料」。

又一次「文史互證」的探究

全書分為八篇,即讀法篇、地名篇、市肆篇、遊藝篇、器物篇、風俗篇、規制篇和人物篇。我的建議是先細讀「讀法篇」以及全書最後一篇《那些善終的梁山好漢》。在「讀法篇」中,作者介紹了寫作緣起、方法等,對《水滸傳》的成書、流傳等也作了一番簡要梳理。此篇既可視作全書導論,又透露出作者撰述主旨所在。《那些善終的梁山好漢》則以梳理梁山好漢的結局為線索,分析了這部小說及其折射的民眾的思想觀念。其餘的內容則不妨按興趣翻讀,從作者於《水滸傳》中拈出的一個個小題目進入,一覽宋代世情風俗和精神氣象。

另一幅「清明上河圖」的風情

一提到宋代,人們就會想到市民社會和商業經濟的發達。在一些研究者那裏,宋代被認為「東方的文藝復興時代」,「現代的拂曉時辰」。在《水滸尋宋》裏,作者從《水滸傳》裏寫到的現象入手,生動地描繪了宋代的社會風情。

《早市》篇中引述《水滸傳》中寫到的鄆城縣、薊州的早市以及大名府、開封府的夜市,又廣泛使用《東京夢華錄》以及蘇軾、范成大等人的詩,對宋代城鄉市集生活做了一番描述,然後又轉回「水滸」本身,提出「趕市的人或買或賣都是貨幣交易,早市和其他市集把交換意識與贏利觀念灌輸給一般小民百姓。在《水滸》裏,這種意識觀念轉化為普通人物的口頭語『發市』。」

「拉皮條」的王婆說「那一日賣了一個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掣出戒刀的武松說「刀卻自好,到我手裏,不曾發市」;剪徑的李鬼說「指望出去尋個單身的過,整整的等了半個月,不曾發市」;貨真價實的李逵也說「我這兩把大斧,多時不曾發市」,最後總結為「讀到《水滸》裏與當時人的這些口語,你不能不感嘆:市場真是一所大學校!」讀到此,宋代市場發展之深廣躍然眼前,也讓人對市場經濟本身的認識更加深化。

宋代商業經濟繁榮表現在許多細微之處。《水滸傳》中有一位諢名「菜園子」的張青,是替光明寺種菜的,魯智深也負責管理大相國寺的菜園子。作者由此分析了宋代蔬菜商品化的現象,所謂「都城左近,皆是園圃」,大相國寺智清長老對魯智深說的也是「每日教種地人納十擔菜蔬,餘者都屬你用度」,可見東京菜市場之興盛。

同樣,借助作者的解讀,我們看到禁軍教頭王進為躲避高俅加害,逃亡途中投宿史家村,史太公對他說「不妨,如今世上人那個頂着房屋走哩」,由此聯想到宋代城市經濟發達,市民階層形成,人口流動日漸頻繁,而這正是水滸故事的大背景。這部小說中多次提到「客店」繁興的情況:「金眼彪」施恩在當地有「百十處大客店」,泰嶽廟周圍的客店「也有一千四五百家,延接天下香客。到菩薩聖節之時,也沒安着人處,許多客店都歇滿了」。宋代的官員雖可住官辦驛舍,但很多時候也投宿私營旅社。比如,《水滸傳》裏的董超、薛霸先後押解過林沖、盧俊義,楊志押解生辰綱,沿途都是找客店投宿。小說中還對客店布置、經營、服務等作了不少描寫,也反映出旅店對於治理造成的隱患。石秀殺裴如海後,就大模大樣把被殺者的衣物帶回客店。而從抓捕「白日鼠」白勝一節可以看到當時私營客店的登記制度:「為的是官司行下文書來,着落本村,但凡開客店的,須要置立文簿,一面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來歇宿,須要問他那裏來,何處去,姓甚名誰,做甚買賣,都要抄寫在簿子上。官司查照時,每月一次,去里正處報名。」此外,地方豪強作為當地旅店保護傘的「潛在管理」也不可小覷。宋江因為給「病大蟲」送銀子,得罪了當地富戶穆弘、穆春兄弟,當地的小客店就不敢收留其投宿。凡此種種,都讓我們對宋代社會的肌理有了更多了解。

多一把讀懂水滸的鑰匙

本書雖重在發掘《水滸傳》的史學面相,但對於從文學上理解這部名著亦有獨特價值。以水滸人物的綽號為例,有些比較好理解,比如宋江綽號「及時雨」,指其講義氣好助人;有一些卻須結合時代背景、歷史語境詳探細究才明其意。如前文提到過的張青,號稱「菜園子」,看了此書,明瞭宋代蔬菜業之情形,對這個綽號的認識就更加精準。再如,大名府的押獄蔡慶,諢名「一枝花」,在梁山泊是專管行刑的劊子手。日本宋史學者將其和宋代處決死刑犯時簪戴紙花相聯繫,認為這是其諢號之由來。

本書作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指出簪花本是宋代男子習俗,並用大量材料說明重大節慶之時宋朝君臣都有戴花的習慣。以《水滸傳》中寫到的而論,柴進、燕青在東京酒樓上就看到「班直人等多從內裏出入,襆頭邊上各簪翠葉花一朵」,有了這個標識,才能自由出入大內。宋代臣子參加皇帝的宮廷宴會時,也會領到宮中名花的賞賜。這種宮廷慣例傳到民間後演變為一時風氣。阮小五「斜戴着一頂破頭巾,鬢邊插朵石榴花」;楊雄也是「鬢邊愛插翠芙蓉」。戴花風氣催生了各種材料製成的仿生花。「金槍將」徐寧、「小李廣」花榮對陣時,鬢邊插的都是翠葉金花,應該就是一種仿生花。

再如,扈三娘的外號是「一丈青」,小說沒有對外號的來歷作出交代。晚宋筆記《癸辛雜識》中《宋江三十六贊》說燕青「太行春色,有一丈青」,根據《水滸傳》中對燕青的描寫,這「一丈青」指的或許就是他身上的刺青。刺青在宋代也是一種社會時尚。梁山好漢中刺青的不在少數,有的外號就來自刺青,比如史進「肩臂胸膛總有九條龍,滿縣人口順,都叫他做九紋龍史進」;魯智深背上也刺着花繡,故被稱為「花和尚」;燕青更是不得了,「一身雪練也似白肉」,「遍體花繡卻似玉亭柱上鋪着軟翠」,引得李師師看了也十分歡喜,「把尖尖玉手,便摸在他身上」。日本學者佐竹靖彥推斷,「一丈青」指的是扈三娘身上紋着一條青龍,與「矮腳虎」王英恰成青龍白虎之配。由此再看扈三娘,其「女好漢」的形象更加豐滿。

類似的例子還有許多。比如,《水滸傳》中經常寫到度牒,好漢犯了王法,出家為僧,好像就可以躲避追究。魯達打死鎮關西後,憑着趙員外「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做了和尚,躲過了追捕。武松也是靠着孫二娘殺死的一個過路頭陀留下的一本度牒,改頭換面,做了「行者」。書中介紹,宋神宗即位不久,朝廷就開始了公然發賣度牒。到了宋徽宗時期,發賣額大幅提升,所獲收入幾乎和鹽稅相當。與此同時,偽造度牒、度牒私下交易也滋生蔓延。有了這些知識作鑰匙,對魯達、武松這些制度邊緣遊走者的命運際遇,應該也會有更深的認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