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事論事/把握國家發展方向 積極部署更好對接\林鳴謙

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日前表決通過，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將於2026年3月5日在北京召開；日前召開的政協第十四屆全國委員會第四十五次主席會議，建議全國政協十四屆四次會議於2026年3月4日在北京召開。對香港而言，這是又一輪關乎國家發展方向、政策取向與制度安排的「年度大盤」。而2026年的兩會處於「十四五」收官與「十五五」開局的時間節點，香港決不能以旁觀者心態「等消息」，而應當密切關注、持續跟進，並將之視為把握國家戰略的重要窗口、更好對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重大機遇。

兩會之所以與香港息息相關，關鍵在於它從來不是抽象的「高層政治」，而是把國家治理的核心議程集中呈現在同一張桌面上：政府工作報告確立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預算與計劃安排體現資源投向與政策力度，最高法、最高檢等報告折射法治環境與治理重點，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則呈現立法與監督方向。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本次大會的建議議程，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將審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草案；審查202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2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的報告；審查2025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26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等。這也意味着，2026年的兩會不僅要「部署一年」，更要「定調五年」——對香港而言，這種長周期的政策信號，當然需要社會各界的重視和關注。

從三個方向「盯緊」兩會

若說香港過去一段時間的共識，是在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要全力拚經濟、謀發展、惠民生，那麼2026年兩會最值得期待的，恰恰是國家如何在「十五五」開局之年，把高質量發展的路徑講得更清楚、把改革與開放的節奏排得更扎實。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定位，從來不只是「內聯外通」四個字，而是可以作出更多貢獻。例如，能否把國際資金、國際規則、國際人才更有效引入內地與大灣區？能否把內地企業「走出去」的融資、法律、風控、仲裁、合規服務做成可依賴的系統？能否把創科成果轉化、把數字貿易與綠色金融的制度安排做得更成熟？這些都離不開兩會所釋放的宏觀政策與制度型開放信號。

具體地說，香港各界可從三個方向「盯緊」2026年兩會，既關乎大局，也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第一，是「十五五」規劃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有何部署。香港近年多個重大工程——北部都會區、河套香港園區、跨境口岸與基建升級、金融互聯互通深化——本質上都需要國家級頂層設計來謀劃。當「十五五」綱要草案進入審議，哪些灣區機制會被制度化、哪些跨境要素流動障礙會被針對性拆解、哪些新產業方向會被明確列入重點任務，這些都會直接影響香港未來的投資、就業與產業結構。

第二，是如何把宏觀目標落到民生與市場信心。香港作為高度外向型經濟體，對外部周期波動感受更敏感；兩會釋放的增長目標、財政政策取向、擴內需與穩就業的力度，往往會間接影響香港的旅遊零售、航運貿易、金融市場，甚至樓市預期。尤為重要的是，國家在擴大服務消費、推動新型工業化、促進民營經濟與科技創新方面的政策組合，香港能否把自己放進同一條政策鏈裏，主動提供金融、專業服務與國際化平台，而不是被動等待「外溢效應」，這會決定香港在新周期中是跟跑、並跑，還是能創造新跑道。

當好「參與者」「貢獻者」

第三，是法治與治理現代化的信號。香港的制度優勢之一，是以法治建立可預期的營商環境；而國家層面的立法、司法治理重點，往往也會影響跨境合規、數據治理、知識產權保護、反洗錢與金融監管協同等議題。人大會議的議程亦顯示將審議多部重要法律草案，包括「國家發展規劃法」等。對香港來說，這類制度建設意味着國家治理將更重視「規劃─法律─政策─執行」的閉環，香港要當好國家發展的「參與者」與「貢獻者」，就要更懂得在規則層面對接，而不只是項目層面配合。

香港各界關注兩會，不應只是看相關的涉港表述，而是要藉此把握國家下一步的目標方向，把握資源投向與改革重點，然後思考如何助力特區政府發揮香港自身優勢，更好對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至於一般市民，關注兩會也不能流於表面，而是看政策最終能否落到「生活的確變好」：就業機會是否更多元、城市治理是否更有效、公共服務是否更精準、社會預期是否更穩定。

站在「十四五」收官與「十五五」開局的交匯點，香港應當做的，是把關注變成準備，把期待變成行動——早一步把握國家發展的方向，早一步主動對接到具體工作上，以己所長為國家發展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