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大勢/重返中國：加拿大應該吸取的三個教訓\宋魯鄭

時隔八年之後加拿大總理再度訪華，標誌着雙方終於掀過孟晚舟事件這一頁。

毋庸諱言，中加交惡於特朗普第一任期，重新改善於其第二任期，「功勞」確實是屬於特朗普。沒有他對加拿大的主權威脅和強加的不平等高關稅，加拿大還不會這麼快糾錯。

其實早在孟晚舟事件發生時，加拿大時任駐華大使麥家廉就已經清醒的指出：這是中美博弈，加拿大不應該捲入，並建議美國放棄引渡要求，不再讓加拿大卡在中間難堪，中加關係不應該走到這一步。只可惜這樣的忠誠、睿智之臣下場卻是被迫辭職。麥家廉曾出任國防部長，深諳國家安全要義，可謂老成謀國，只是直到今天加拿大政治精英才領悟其肺腑之言。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早在2021年9月，經過博弈，美國放棄了對孟晚舟的引渡，中美關係回穩。即使在特朗普重返白宮後，中美關係仍然保持了鬥而不破。但加拿大卻遲至四年半之後才採取行動正常化雙邊關係。在這個過程中，加拿大當然付出了巨大代價：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石油進口國，第二大全球消費市場。僅經濟成本就可想而知。

那麼加拿大應該吸取什麼教訓呢？

第一，當然是美國完全靠不住。

美加是鄰國也是盟友，加拿大80%的出口面向美國，從安全到經濟都是對其最重要的國家，加拿大唯美國馬首是瞻非常正常，前提是美國必須也給予相應的對待。但事件從一開始，美國就把加拿大當槍使了。

美國對孟晚舟發出逮捕令三個月期間，孟晚舟去過六個與美國有引渡條約的國家，包括英國、愛爾蘭、日本、法國、波蘭和比利時。她在加拿大轉機後要去的是墨西哥、哥斯達黎加和阿根廷。這三個國家也都與美國簽訂了引渡協議，結果美國卻非要加拿大去執行這樣代價極為慘重的行動。從抓捕到最後釋放，決定權都在美國手上，都以自身利益為準繩，對加拿大完全無視。

當然如果加拿大付出巨大代價但能鞏固加美關係、得到美國回報和補償也仍然算是值得的選擇。但令它想不到的是，在和中國對立的八年，美國並沒有為它出頭。當印度和加拿大因宗教領袖被暗殺而引發雙方對抗時，美國也保持中立。更令加拿大寒心的是，第一任期特朗普加關稅毫不手軟，第二任期不僅加關稅，還要一再威脅要把加拿大變成第五十一州。加拿大不僅雞飛蛋打，一無所獲，更形同資寇成患，引狼入室。

第二，國際法和西方的民主制度也靠不住。

加拿大之所以會犯下如此幼稚的戰略性失誤，在於它對國際關係的根本性誤判。

一是它相信國際法和條約。比如它是北約成員國，安全受《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共同安防禦的保護。它是聯合國成員國，主權受聯合國憲章保護。它和美國、墨西哥簽訂有自由貿易協定，經濟利益也有條約保障。結果在特朗普面前卻統統失效，成為廢紙。

二是它相信西方的民主制度。認為民主國家不會發生戰爭，不會不遵守國際規則，更不會破壞國際秩序。只是現實很殘酷。正如經濟學家凱恩斯所說的：「誠實等美好的感情，只能存在於個人感情之間，不可能存在於國家關係之間，國家間的關係中存在着的是與誠實等美德相反的東西。」

事實上，衡量一個國家不是看它的制度，而是看它的文明和民族性，這才是真正決定性的因素。今天美國的行為在其歷史上一再上演。這是制度所無法改變的。經歷如此慘重的挫折後，加拿大應該會用這個視角來看中國。中國幾千年亞洲獨大，可曾有過美國的行為？

也正是由於這兩個教訓，又引出了加拿大第三個失誤：高估了自己的實力。

加拿大雖然土地廣袤，但從人口和軍事上講又是一個小國。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中，在全球重返大國競爭的時代，小國如何自保是要有高度的智慧，有許多事務並不是它所能置喙的。比如價值觀。就是今天的美國也不得不放棄價值觀牌，因為它的成本太高。但特魯多政府卻奉行基於價值觀的外交政策。並於2018年因為人權問題主動而且是唯一國家指責沙特，雙方交惡幾乎到了斷交的地步：沙特凍結雙邊貿易（沙特是加拿大在中東最大的貿易夥伴）、驅逐加拿大大使、撤回留學生、斷航甚至連在加拿大治療的病人也都轉向他國。但整個過程沒有一個西方國家站到加拿大一邊。

像中美戰略博弈，就是歐洲也盡量避免選邊，加拿大卻居然渾然不覺捲入其中，其命運則經歷了從棋子到棄子。

其實僅就中加關係而言，雙方相隔遙遠，沒有地緣政治衝突。歷史上看中國也是愛好和平的國家，也不會尋求霸權，實是合則兩利。如果從今天的國際現實來看，中國是大國中少有的堅持聯合國憲章和國際規則的國家，這也符合加拿大中小規模國家的戰略利益。中國和其他大國的不同，也給了加拿大發展和自保的空間和可借用的力量。

當然還是要為現在的加拿大點個讚：卡尼總理以訪華的實際行動表明，它在撞了南牆之後還是醒悟了。正如卡尼在宣布訪華的聲明中所表示的：「在全球貿易動盪之際，加拿大致力於建設一個更具競爭力、更可持續、更獨立的經濟體。我們正在世界各地建立新的夥伴關係，以改變我們經濟對單一貿易夥伴的依賴。」再無空洞的價值觀言詞。應該說不經風雨難見彩虹，今天的加拿大處理國際關係時必會脫胎換骨，中加關係也有望告別風浪，迎來穩定發展時期。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