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大勢/抓住中國機遇 德國勿再陷外交迷途\宋魯鄭

德國總理默茨昨日抵達北京，開始對中國進行為期兩天的正式訪問。自特朗普重返白宮後，西方主要國家澳洲、法國、加拿大、英國都紛紛訪華，改善或強化了與中國的關係和合作，其中最晚的一個是德國。不僅最晚，而且德國還打破出訪亞洲先訪問中國的慣例而去了印度。可資對比的是法國：馬克龍總統先訪問中國，然後兩個月後再訪問印度。

從國際關係角度，今天的德國由於種種原因對於中國而言是重要性最低的大國，而且日益「雞肋化」。只是德國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也是它仍處對華外交迷途的原因。

首先，德國是西方主要國家中獨立性最小的一個。由於歷史原因，德國在國際社會只是二流地位。除了經濟和足球，國家乏善可陳。俄烏衝突前，美國在歐洲八萬駐軍，其中四萬駐紮在德國，佔到一半。但是德國不處於任何對美國有威脅的國家前線，足見美國對它的戒心和控制。

另外，德國加入歐盟後，外交更進一步受歐盟制約。因為依賴出口的德國，歐盟是其50%以上的出口市場，影響德國四分之一的就業崗位。德國對外投資的40%也在歐盟，它的經濟與歐盟深度捆綁。因此，歐盟將中國確定為系統性競爭對手之後四年，德國也確立了同樣的外交政策。

這和法國不同。法國推動歐盟的成立，一是利用歐盟提升其在全球的影響力。二是要把歐盟作為控制德國力量的手段。

所以德國不管做什麼，都是鳥籠外交，有着明確的邊界。1964年法國和中國建交，西德出於本國利益需要也想效仿，卻被美國一口否決。直到尼克松總統訪華後，德國才能和中國建交。

其他國家如英國雖然也是一邊倒向美國，但它仍有自主性，而且對美國有反向的影響力。比如歷史上英國拒絕參加越戰，也曾成功勸說美國不要在朝鮮戰爭中使用核武器。加拿大安全和經濟更是全方位依賴美國，但仍能夠對美國說不，顯示了相當的獨立性。

其次，德國在國際社會的立身之本是經濟。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百廢待興，因此這成了德國對華關係的最大籌碼，此時的德國對中國具有戰略性的意義。

但到今天，中國不僅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更成為全球主要的科技大國。2023年，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一份調研報告稱，全球44項技術領域的研究方面，包括國防、太空、機器人技術、能源、環境、生物技術、人工智能、先進材料和量子技術等多個領域，中國有37項領先於美國。

從經濟領域講，中國已不僅僅是德國上下游互補的關係，而是高端領域的直接競爭者。特別是汽車作為德國的支柱行業，在電動車和智能化方面遠遠落後於中國，中國開始反向輸出技術和標準。

此外，德國僅從經濟角度講，歐盟和美國的重要性也超過中國。美國長期是歐盟外德國第一大出口市場和主要的順差來源地。它和中國2025年來逆差突破1千億美元。2025年德國對美投資下降45%，但仍為102億美元。對中國投資大幅增長，但也只是70億美元。

還有一點，德國作為製造業大國，在俄烏衝突後其能源主要依賴美國。也就是說，過去經濟是中德壓艙石，但現在對於雙方來講重要性已經明顯下降。

第三，全球地緣政治的變化，令德國日益邊緣化。二戰後，德國喪失了全球地緣政治玩家的角色，但它仍然巧妙地在大國間趨利避害。比如長期以來有效利用俄羅斯廉價的能源、中國巨大的市場、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在全球化時代，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完全避免對外部世界的依賴。像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石油進口國，進口佔比超過70%。但中國採取進口多元化的方式降低風險，俄羅斯、中東、拉美、非洲甚至美國都是中國石油來源地。所以德國的做法並沒有錯，而且常理上講，一個國家越能利用更多國家的資源，它也會越安全，因為這也會產生相互依賴。

但德國的問題在於它不能主導外部地緣環境。2014年起，俄羅斯和西方的矛盾日益激化，直至攤牌。德國失去了俄羅斯廉價的能源而不得不轉向美國的高價產品。2017年起至今，奉行單邊主義的特朗普兩度當選總統，對德國的安全構成挑戰。同時中美戰略博弈成為國際關係的主線，德國對華政策的空間自由度大幅壓縮。

面臨新的地緣政治局勢，德國不僅是主要的受害者，而且它在全球的重要性大幅下降。雖然說客觀形勢無法改變，但德國的應對卻出現了戰略性失誤。比如在面對俄羅斯和美國的挑戰時，不是緊緊抓住中國，反而在對華關係上一再嚴重犯錯：把中國視為系統性對手，並多次在中國核心利益的台灣問題上指手畫腳。經濟上也要求德國企業對華去風險。如果說俄羅斯和美國的關係惡化有客觀原因，但德國和中國的問題卻是自己造成的。

不妨看看法國：外交政策從不把中國當作對手，也一再表態法國和歐洲不應該捲入中美對抗，還反對北約擴大至亞洲。特別是不在價值觀議題上和中國發生矛盾，更呼籲台灣問題不是歐洲的問題，從而維持了中法之間的戰略關係和戰略利益。

至於英、澳、加，面對同樣的地緣政治形勢，都紛紛改變對華立場以對沖風險，而且英、加兩國都是打破外交慣例——即中國還未回訪——再度訪華。

在新的國際形勢下，抓住中國發展的機遇，德國才能打開新的發展格局。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