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空間/一紙文憑 百年傳奇\方 元

在香港醫學博物館，有一張一百多年前的醫學博士文憑──但它並非香港本地醫學院的文憑。那麼，它為何在香港的博物館展出？

我們知道，中國的西醫教育始於十九世紀下半葉。廣東作為中國最早對西方國家開放的地區，在西醫教育方面自然起步得早，例如一八六六年成立的廣州博濟醫學堂和一八八七年成立的香港華人西醫書院。對於有志學醫的粵東子弟，這兩間學校是近水樓台。

然而，醫學博物館的這張文憑不同尋常：它發給一位香港的醫生，名叫尹端模，但頒發文憑的學校不在廣州，也不在香港，而是在兩千四百多公里之外，名叫「天津海軍醫學校」。

這是一張全部以英文書寫的文憑，簽發的日期是一九二一年六月。在正文的下方有一句註釋：「此證書發給尹端模博士，他於一八八八年在本校畢業，因原文憑遺失而補發此證。」

雖然這回答了為何這張文憑出現在香港，但引出另一個疑問：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天津對於香港人來說是一個陌生的、遙遠的地方，乘輪船走海路長達十天左右，為何一個香港人不辭海上顛簸，千里迢迢去天津學醫？

要想解開這個謎，便要弄清楚那是一所什麼樣的學校。天津海軍醫學校的前身是北洋醫學堂，而北洋醫學堂的前身是天津醫學館。它曾是中國最著名的一所醫科學校，培養了中國第一代西醫人才。

一八八○年末，直隸總督李鴻章在英國醫生馬根濟（John Kenneth Mackenzie）的建議和協助下，創立了天津總督醫院。翌年，醫院增設了附屬學校。這種學校與醫院結合的體制是搬用英國當時的做法。學校的正式名稱是「天津總督醫院附屬醫學館」，而「天津醫學館」是常用的簡稱。

此後，隨着學校的發展變化，校名至少更改過三次。一八九三年末，醫學館與總督醫院分家，改名為「北洋醫學堂」，併入新成立的天津儲藥施醫總醫院。中華民國成立後，學校於一九一二年劃歸教育部，改稱「北洋醫學校」，又於一九一五年由海軍部接管，改稱「天津海軍醫學校」，直到一九三○年停辦。

重新梳理這段歷史是為了強調天津醫學館的兩個重要特點。第一個特點：它是「官立」學校，而且是當時（十九世紀）中國唯一的官立醫科學校。同時期的其他醫科學校都是私立的、教會辦的學校，例如廣州博濟醫學堂和香港華人西醫書院。實際上，天津醫學館有兩個第一：中國第一所由政府開辦的醫科學校，中國第一所軍醫學校。學校成立的初衷和目的是為海軍提供隨軍醫生。從天津醫學館到北洋醫學堂，再到最後的海軍醫學校，它始終是軍醫的搖籃。

由於它是官校、軍校，因此學生免繳學費，並由學校提供食宿和生活費。學生畢業後，被分配到海軍醫院或軍艦上做「醫官」。優秀者可獲得出國留學深造的機會。顯然，入讀這樣的名校，人生將有大好前途。這就不難理解香港學子為何不遠千里，北上求學。

一八八四年尹端模赴津升學時，香港華人西醫書院尚未成立，全國尚無一所大學。所以，天津醫學館是升學的上佳之選。那一年，香港中央書院有十二名學生考入天津醫學館，包攬了那年招生的全部名額。

那麼，天津醫學館為何不在京津地區就近招生，而要千里迢迢地去香港招生？這就說到第二個特點：學校是全盤英式教學──教師是英美籍的醫生，教材是英文，在課堂上課和醫院實習都要講英語。由此可見，學生必須具備充足的英語實力才能完成學業。因為當時香港學生的英語水平被認為高於其他省市的人，所以學校特地遠赴香港招生。

即使以今日的眼光看，天津醫學館的辦學模式也是很進取的。這相當於把一所英國學校辦在中國。它的出現是清末「洋務運動」的結果。在遭受兩次鴉片戰爭的慘敗後，奕訢、李鴻章等「洋務派」領袖意識到現代化的迫切性，於是向船堅炮利的西方國家學習，試圖「師夷長技以制夷」。天津醫學館即是李鴻章以英國為師，組建海軍時的一個「副產品」。為了盡快地掌握西方的科學技術，盡快地培養出本國的醫學人才，唯有全盤引進英國的教育模式。軍醫制度亦是由此開始。然而，清王朝的衰亡不是幾艘鐵甲巡洋艦和幾所英式學校能挽救的。

在這段歷史中我發現一個事實：香港人因英語好而獲得先機，成為中國最早一批接受正規西醫教育的人。在天津醫學館首三屆學生中，第一屆招收的八人全部是留美歸國的學童，第二和第三屆招收的十六人全部來自香港。在這批香港學生中，有的成為醫學界領袖，例如屈永秋和徐華清，前者曾任北洋醫學堂的總辦和天津衞生總局的首任總辦，後者是北洋軍醫學堂的首任總辦和北洋防疫醫院的創辦人；有的則成為赫赫名醫，例如麥信堅和關景賢，他們曾任太醫院的御醫。

尹端模的道路與那些走上仕途的同學不同。他沒有留在京津，而是回到粵港發展。關於他的生平事跡，散見於香港和內地多家媒體，不在此贅述。讓我好奇的是，補發那張文憑時，尹端模離開天津已三十三年，母校還記得他嗎？我查了一下校史資料，發現當時的校長名叫經亨咸，是天津醫學館的第四屆學員，而尹端模是第三屆，因此他們很可能互相認識。尹端模收到補發的證書時，已是知天命之年，功成名就，因此這張證書肯定不是用來找工作。

一紙文憑為我們打開百年傳奇之窗。透過它，我們看到天津在近代西醫教育史上的重要位置，看到香港人在中國早期現代化中的獨特角色……它也是反思歷史的鏡子：為何一所贏在起跑線上的名校卻在半途中倒下？香港人如何在今日的國家建設中更好地發揮自己的獨特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