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談（澳門篇）/鄉 愿\穆欣欣

去年看過的電影，印象至深的是《南京照相館》，一部以普通人的微觀史視角切入的抗戰題材作品，照出了大歷史縫隙中的微光，那是良知與大愛、高貴與尊嚴、和平與希望。

最喜歡毓秀這個人物，她是唱戲的，是替日本人做翻譯的王廣海的情人。王廣海向她描述日本人打了勝仗後就是他們的好日子，她感到困惑。她說：

「萬一日本人輸了，你就是漢奸，我不就成了漢奸老婆？」

「我從小唱戲，唱的是穆桂英、梁紅玉，我懂的……」

「商女」也知亡國恨，這簡潔有力的一筆，以小見大。中國人忠孝節義的價值觀，多來自話本、說書、戲曲故事等小傳統文化，這一筆也是側寫其他幾個人物，危難關頭面臨生死大義抉擇的有力依據。不可否認，中國戲曲有一部分高台教化的功能。然而它傳遞出的中國價值觀，放在任何時代，都是生而為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毓秀是個唱戲的人，談不上什麼知識和文化，但保家衛國、剛健婀娜的穆桂英、梁紅玉這些戲中人物，給了她人格的滋養和節義的薰陶。而這些更是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精神底座，是萬古不變的傳統文化內核。

巴黎的文化地標莎士比亞書店始於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店主是個美國女子，名叫西爾維婭·比奇。海明威在《流動的盛宴》裏屢屢提及書店和它的主人，他形容西爾維婭是「認識的人裏再沒有一個待我更加和善的了」。後來莎士比亞書店被迫關門。因為二戰期間，西爾維婭拒絕把自己珍藏的最後一本《芬尼根的守靈夜》賣給一個德國的納粹軍官，得罪了納粹。

毓秀和西爾維婭這兩個女子，一個來自中國的文藝作品，一個來自上世紀戰火中的西方世界。當面對抉擇時，良知超越一切，她們澄明勇敢，昂揚錚錚，明辨是非善惡，沒有灰色地帶。

敢於鮮明亮劍的人，無愧於己，無愧於天地，他們注定會被時代記住。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父母從書店買回巴金的《隨想錄》。那時我還是小學生，哪裏識得巴金？但《真話集》卻引起了我的好奇。因為，「不許撒謊」，是我一個小學生都知道的準則，怎麼反倒一個會寫書的人大張旗鼓地以「真話」為書名。難道那些不以「真話」命名的書，都是假話嗎？

於是我讀了《真話集》裏的文字：「真話畢竟是存在的。講真話也並不難。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話《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說：『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個小孩子講出真話來：『他什麼衣服也沒有穿。』早在一八三七年丹麥作家漢斯·安徒生就提倡講真話了。」

我發現原來巴金和我一樣，都看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裏，我認為那個小孩是最聰明的人，可那些大人不都是從小孩子長起來的嗎？怎麼長成大人就都變蠢了呢？我讀不大懂。

當時想這大概和賈寶玉說的那句話差不多：未出嫁的女兒是無價之寶珠，出了嫁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來，珠子還是珠子，卻是顆死珠子了；再老了，連珠子也不是，竟是魚眼睛了。反正人長大了，就會平添出許多不是的毛病來，不清爽了。

後來，我知道巴金的《真話集》，是寫於「文革」後期和改革開放初期，被譽為「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之作」。在書裏，巴金真誠地回憶了那段艱難歲月，以直面歷史和自己內心的真誠，反思生而為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的責任與良知。他態度鮮明，痛斥謊言、呼喚真話。

當年讀不懂的文字，其實一直在影響着我。直至我成為了大人，深知堅持講真話，是一個多麼艱難的抉擇。因為，講真話往往要付出代價。相比之下，假、大、空的套話要容易得多，毋須成本，更毋須什麼真知灼見，你好我好哈哈哈之後一片和諧。於是，明哲保身成為了生存智慧，君子不立危牆之下，片葉不沾身。

孔子最討厭是非不鮮明的人。他說：「鄉愿，德之賊也。」（《論語·陽貨》）「鄉愿」是指鄉裏人都說好的「好好先生」「老好人」。

從古至今，「鄉愿」是一個群體，打着道德的旗號，卻毫無道德準則，一切以不得罪人為原則，遇事和稀泥、搗漿糊，或保持沉默、或模棱兩可、或隨波逐流，混淆是非界限。有時，他們則以「糊塗好人」面貌出現。

我最怕和糊塗的好人打交道，身心俱憊，倒不如面對一個真實的小人。起碼，小人不無知，明刀明槍顛倒是非黑白，趨利避害。而沒有界限的糊塗好人就比較麻煩了，根本說不通。他們昏昏然，以醜為美、以惡為善，清水攪成渾水。

越是小地方，人和人的關係越密切，越是盛產「鄉愿」。這或許是因為小地方對人、對所謂的「人情味」，時有錯誤期望。而「鄉愿」們也有群像：有一定社會地位，八面玲瓏，左右逢源，屹立江湖多年不倒。孔子以一「賊」字狠批，指這類人是打着高尚道德幌子的賊，有害無利。

孟子也說：「閹然媚於世也者，鄉愿也。」媚於世者，是以討好這個世界為生存目的之人。亂世，不一定只有戰火紛飛。當一切世事以討好為目的，美與醜、善與惡、是與非的界限模糊不清，人心亂了，世道也就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