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談（廣東篇）/光華之憶\侯 軍

我最早聽聞倫敦光華書店之名，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當時讀到津門好友馮驥才的《霧裏看倫敦》，其中有一段文字講到了這家書店──

「光華書局」專門出售國內書籍，文藝、史籍、科技各類都有，雖然僅僅裏外兩間房，種類繁多而齊全，近些年國內出版的新作品和世界名著的中譯本，幾乎應有盡有；國內的主要雜誌《人民文學》、《收穫》、《十月》、《文藝報》等等，也都能見到，只是遲了兩期罷了。無怪乎英國一些研究中國文學的專家們談起當代中國文學情況來，知道得那麼詳盡呢。

大概就是從那時起，我對這家遙遠的書店，就心生嚮往之情。因而，一旦有機會踏上英倫的土地，我便第一時間去尋覓這個愛書人的打卡之地──那是在一九九八年秋天。

這家書店地處唐人街的中心地帶，就像查令街上的舊書店一樣，塗着墨綠色的油漆。推門而入，濃郁的書香拂面而來，架上排列着各個時期的中文書籍和最新到埠的文學期刊。對於一個來自中國的讀書人而言，還有什麼能比在異國他鄉突然見到熟悉的文字、嗅到熟悉的書香，更令人感到親切的呢？

當然，令人感到親切的，不僅僅是這裏的書，更有這裏的人。光華書店的創辦人鄧家祥先生是一位文化情結很濃很重的香港人，是新界五大宗族之一「鄧氏家族」的後代。他十八歲就到英國打工，正趕上國內爆發了「文化大革命」。一時間，中國吸引了全世界關注的目光。鄧家祥敏銳地發現，很多外國人希望了解中國，又苦於沒有渠道。於是，他開始利用工餘時間，在海德公園擺攤出售中國書刊。令他吃驚的是，英國人買得最多的，竟是當時最風行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每天都能賣出上千本，最多時賣出六千多本。由此，他萌生了創辦一家中文書店的想法。

在號稱老牌資本主義「大本營」的倫敦，要創辦一個以「紅色中國」出版物為主要經營對象的書店，其難度可想而知。周圍的朋友們都勸他改弦更張，開餐館、辦商店，幹什麼都能賺錢，何必要做書局？然而，這些都沒動搖他的決心。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倫敦終於誕生了第一家專門出售中國書刊的書店，他為它取名「光華」，意思就是「發揚光大中華文化」。不過，開業之初的七十年代，國內出版業一片蕭條，這使初生的光華常常面臨「無米下鍋」的窘境。

幸運的是，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國改革開放了，出版業重獲新生，大量的新書源源而來，光華書店頓時生機勃發。營業面積逐步擴大，營業額節節上升，不僅華人讀者經常光顧，很多洋人也樂於前來選書。英國各大圖書館、大專院校和研究機構，也陸續與之建立了固定的業務聯繫。

天下讀書人，原本是一家。自然地，我與鄧家祥和其夫人林瑋女士也是相見恨晚。彼時，鄧先生已經鬢霜皤然，但心氣依然很高。我初次見到他時，他正忙着組織倫敦唐人街為國內抗洪救災募捐，那份熱情那份真誠，令人望之心動。

在光華書店，免不了「尋幽探勝」，竟意外地發現了不少「前世遺珍」──皆是內地若干年前出版的線裝古籍和畫冊，不少在國內早已絕版，殊為珍貴。但考慮到「銀子」和「行李」等問題，那次造訪我只背回了兩本：一為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依據南宋刻本影印的宋人王鞏的《甲申雜記》和《聞見近錄》；一為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桃花塢年畫》。

初識光華，印象深刻，我曾以一闋小令《憶江南》，記下當時的感受：「英倫好，最憶是光華。古典新籍傳雅韻，漢風澤惠異園花。萬里若歸家。」

第二次造訪光華，已是五年以後。鄧先生蒼老了許多，而待人的熱情依然如故。因為團隊的行程很緊，他讓林瑋姐徑直把我帶到書庫去──「愛書的人，你不用請他吃飯，只管請他看書，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鄧先生這句話真是說到我的心坎兒裏了。

林瑋姐把我帶到樓上的書庫，那真是一個書的海洋，我一進去就興奮起來。

這一次，我權衡着行李箱的空間，最終選中了一套大書《武梁祠石刻畫》。林瑋見我選中了這套書，臉上掠過一絲笑意。她告訴我，這部書不是公開出版物，是國內定向定製的學術資料，主要是供給大英博物館和幾個大學研究所的。人家定製的都取走了，只剩下這一套，是多訂一套備用的。二十多年了，擺在書店無人問津。我們一直為這套書「抱屈」，今天，它終於遇到知音了……

這套書我只翻出三函。林瑋說，應該還有幾函。她左翻右檢，又找出了三函，問我，你的行李箱能裝下嗎？我暗自盤算了一下，咬咬牙說：「裝不下也要裝！」下得樓來，立即把隨身攜帶的行李箱徹底清空，騰出空間，把這六函《武梁祠》塞進了行囊……

裝箱完畢，我到前台去找鄧先生結賬。鄧先生沉吟着說，這套書，有點貴呦！我說，我在國內搜尋這套書很多年了，知道它的價格。這回，我帶着足夠的銀子……鄧先生看着我鄭重其事的樣子，噗嗤笑了：「因為太貴了，所以我決定……送給你了！」我一時錯愕了。林瑋在旁邊也笑出聲來：「這麼珍貴的書，總算等來一個識貨的人，我們都替它高興呢！」一句話，幾乎把我的眼淚都逼出來了！

轉年春天，鄧先生全家回香港祭祖。林瑋姐從香港匆匆來深圳看我，一見面就取出一函《武梁祠》：「上次太匆忙了，你走了以後，鄧先生整理存書才發現漏了一函沒帶走。他特意讓我給你送來了！」我接過書，一時口齒訥訥，不知說什麼好。林瑋告訴我，鄧先生事情多，今早就飛回倫敦了，不然他也會一起來的。他還說，你們做學問，一套書少一本，就殘缺不全了……

說實話，這幾十年間，我去過無數書店，也認識許多以書為生的朋友，但像鄧家祥夫婦這樣的書店老闆，卻為平生所僅見。所以，當我後來聽朋友告知，鄧家祥夫婦把凝聚畢生心血的光華書店，以一英鎊的價格「賣給」了中國國際圖書貿易集團公司，我一點都不吃驚：這完全符合鄧家人的行事風格！

二○二六年初，友人告訴我，鄧家祥先生因病在香港仙逝。他走得很平靜，走後也很平靜。這也符合鄧家人的風格。本來，我也應該盡力讓自己平靜面對的，但我做不到，因而寫下了這篇貌似平靜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