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觀察/從綏靖到對抗：歐洲對美政策大轉向\宋魯鄭

美伊全面衝突從發生到停戰談判可謂意外連連。正應了德國陸軍元帥老毛奇的名言：「沒有任何計劃能在與敵軍首次交鋒後仍然原封不動」。以特朗普的性格，拳手泰臣的名言或許更為精準：「每個人都有計劃，直到臉上捱了一拳」。

不過從地緣政治角度，美伊衝突最大的意外外溢後果則是美歐大西洋關係受到重創。其實雙方關係的惡化在衝突發生那一刻時就已經存在了：美國動武時根本無視歐洲盟友的存在，事先都未告知，更別說相互協商。這不僅體現了特朗普對盟友一貫的蔑視，更是展現出對它們的不信任——擔心盟友洩露機密，從而破壞突襲的效果。所以衝突發生後，沒有一個盟國站在美國一邊，以「三不」應對：不譴責、不捲入、不支持。不僅禁止美國使用它們境內的軍事基地，甚至連領空都關閉。

只是令特朗普沒有想到的是，成功的斬首戰並未達成速戰速決的戰略目標，相反伊朗憑藉政治和軍事的去中心化安排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以一場不對稱的反擊將美國拖入持久戰。在這個時候，美國才想起盟友的存在，要求它們參戰、協助打通霍爾木茲海峽，但均被拒絕。惱羞成怒的特朗普不僅威脅退出北約，還對歐洲領導人發起攻擊：批評英國首相斯塔默令他非常失望，表現難以置信，拖了後腿。對法國總統馬克龍先是挖苦他「很快就會下台，沒人想要他參加」，後又進行人身攻擊，嘲諷他被自己的太太家暴。至於德國則高開低走：一開始特朗普感謝德國的配合，但當德國總理默茨聲稱「這不是我們的戰爭」後，特朗普反擊稱「烏克蘭也不是我們的戰爭」，並威脅美國不再保護北約盟友。

美歐衝突在4月6日也就是美伊停火前兩天達到高潮：特朗普在又一次強烈批評北約盟友的同時，再次表達吞併格陵蘭島的意願。還暗示格陵蘭島是造成雙方裂痕的根源。

至此，一場遠離歐美的中東衝突造成了美歐關係惡化的蝴蝶效應。

雖然特朗普重返白宮後，大西洋兩岸就衝突不斷、關係一路下滑，但遠在中東的美伊衝突重創了雙邊關係還是有特殊原因的。

首先，進入2026年以來，特朗普突然從孤立主義變成擴張主義，高效率地以軍事或外交施壓對美洲的委內瑞拉、歐洲的格陵蘭島和中東的伊朗發動攻擊。雖然經過驚心動魄的博弈，歐洲迫使特朗普妥協，但今天的美國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空前破壞還是令歐洲倍感危機，不寒而慄。

所以儘管歐洲對伊朗也持批評態度，但絕不會站到美國一邊充當破壞國際秩序的幫兇。國際秩序的存廢遠超伊朗的命運，是事關歐洲戰略利益和命運的原則。

其次，美伊衝突演變成持久戰後，歐洲深受其害，也再次體會到一個民粹主義者擔任總統的美國實行擴張主義帶來的後果。

一是能源危機再次打擊了歐洲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歐洲二十一世紀歷經去核能、與俄羅斯能源脫鈎兩大劇變，其能源供應的能力和穩定性非常脆弱。一再引發物價飛漲，削弱經濟全球競爭力，進而引發社會矛盾升級。此次美國在談判過程中突然對伊朗開戰，導致全球油價暴漲，一再突破110美元大關，這是能源自給能力孱弱的歐洲所不能承受的。

二是歐洲當下面臨的最大威脅俄羅斯成為受益者。不僅是油價上漲導致俄羅斯獲利，更重要的是美國為了減輕油價對自己的衝擊，竟然對俄羅斯石油解禁。這都增強了它的戰爭能力。

此外，這場衝突也使得美國進一步把力量從歐洲撤出轉向中東，全球的焦點也為之轉向，同時也給俄羅斯創造了重返國際舞台的空間。

三是這場衝突也重創歐洲軟實力。在歐洲看來，美伊衝突和俄烏衝突在本質上沒有區別，但歐洲出於實力和利益而不得不實行雙重標準：對俄羅斯譴責和制裁，對美國則是敢怒不敢言、不敢行。這令歐洲在對抗俄羅斯的過程中更難獲得全球的支持和理解。也更難反對中、印等新興國家、南方國家和俄羅斯的正常經貿往來。

這種雙重標準嚴重打擊了歐洲一向倡導的價值觀和它的價值觀外交，對歐洲的軟實力和話語權是重大損害。

第三，歐洲終於認識到應對特朗普的最好辦法就是以實力為籌碼，以對抗求和平。

特朗普重返白宮後，歐洲出於應對俄烏衝突的需要而對美國委曲求全，以退讓、綏靖求和平，但最終中國的成功和格陵蘭島博弈結果，使得歐洲改變了對美策略。

當特朗普對全球發動貿易戰時，中國是唯一一個全面進行反擊的國家，並迫使美國休戰，捍衛了自己的利益。當特朗普欲吞併格陵蘭島觸及歐洲的底線時，歐洲從軍事、經濟和外交進行了堅定的反制，同樣成功地使美國讓步。

因此當美伊衝突發生後，歐洲立場堅定地以不配合方式對美國說不。衝突的發展也印證了歐洲以對抗換平等策略的正確：伊朗毫不妥協地以己之長攻敵之短，最終再次把美國打上談判桌。

這三大原因使得美伊衝突意外令大西洋關係變成池魚。與過去不同的是，這是歐洲有意為之。顯然在歐洲看來，它已不對特朗普時期的大西洋關係抱有希望，這種關係也不再是維持國際秩序的重要支柱，因此其重要性已低於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美伊衝突可以視為歐洲對特朗普放棄幻想的標誌和轉折點。當然從中國的角度，歐洲的轉變還很不徹底，因為面對同樣捍衛基於規則國際秩序的中國，它仍然沒有改變系統性對手的定位，從而限制了和中國攜手應對。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