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科瞭望/港五年規劃須把握AI機遇\陳迪源

國家「十五五」規劃期間，人工智能（AI）將從技術工具升級為國家經濟結構轉型的核心引擎。對於正在編制首份五年規劃的香港而言，讀懂這個信號的深層含義，比追逐任何一個風口都更為重要。

4月17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開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王昌林在介紹未來五年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部署時，將「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列為五大重點工作之一。這不是一句政策口號。

「人工智能＋」的核心邏輯，不是發展一個獨立的AI產業，而是讓AI滲透並重塑所有產業。這與過去「互聯網＋」的戰略一脈相承，但層次更深、影響更廣。王昌林在發布會上同時強調，要「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並指出傳統產業通過優化升級同樣可以成為新動能。換言之，國家的戰略意圖並非僅僅扶持幾家AI龍頭企業，而是要通過AI賦能，實現整個經濟體的系統性升級。從製造業的智能化改造，到農業的精準管理，再到服務業的流程再造，「＋」的對象是整個國民經濟。

這個戰略判斷的前瞻性，恰恰在普華永道本月發布的一份全球研究中得到了印證。該研究訪問了25個行業的1217名高管，發現74%的AI經濟收益集中在僅20%的領先企業手中，絕大多數企業仍停留在試點階段。

更需注意的是，這些領先企業之所以脫穎而出，並非因為部署了更多的AI工具，而是因為它們將AI視為業務增長和商業模式再造的催化劑——利用AI識別跨行業融合機會的可能性，是其他企業的2至3倍；將AI用於重塑商業模式的可能性，是同行的2.6倍。研究更指出，跨行業融合是影響AI驅動財務表現的最強因素，甚至超越了效率提升本身。

科技普惠共同獲益

上述數據說明了什麼？如果AI的經濟紅利持續集中在少數頭部企業，技術進步非但不能縮小差距，反而會加劇產業分化。「人工智能＋」戰略的深意，正是要打破這種「贏者通吃」的格局；不是讓少數企業獨享AI紅利，而是讓AI成為所有產業升級的公共基礎設施，讓中小企業、傳統行業同樣能夠受惠。

筆者認為，這是中國在全球AI發展話語中可以貢獻的獨特視角；不是所有國家都有能力進行這種規模的頂層設計，而中國的制度優勢和產業縱深，恰恰讓這種設計得以從藍圖走向落地。

「十五五」將AI提升至國家戰略核心，背後有着堅實的技術底氣。史丹福大學本月發布的2026年度AI指數報告顯示，中美兩國的頂尖AI模型自2025年以來多次交替領先，截至今年3月，美國最強模型僅以2.7%的微弱優勢領先中國。更重要的是，中國在論文發表量、引用次數、專利總量和工業機器人裝機量上已全面超越美國。這不再是一場單純的「追趕」敘事，而是兩個AI大國在不同維度上各擅勝場的新格局。中國的優勢尤其體現在產業應用的深度和廣度上——工業機器人裝機量的全球領先，正是AI從實驗室走向車間的最直接證據。

在資本層面，西方分析師習慣以私人投資作為衡量標準——美國2859億美元對比中國124億美元，差距看似懸殊。但報告特別指出，僅以私人投資衡量，很可能嚴重低估了中國的實際投入。中國政府通過「引導基金」這一獨特機制，在2000年至2023年間已部署了約9120億美元，涵蓋AI在內的戰略產業。

「十五五」的部署也進一步印證了這種資本縱深：發改委明確提出7550億元（人民幣，下同）中央預算內投資和1萬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將於6月底前基本下達，並要在「人工智能＋」基礎設施等領域擴大有效投資，同時聚焦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高成長性領域推出促進民間投資的政策。國家資本與民間資本的雙軌並行，正在為AI的大規模產業滲透鋪設制度和資金的雙重軌道。

當技術差距已經縮窄到可以忽略不計，決定勝負的將不再是誰的模型更強，而是誰能更快、更深、更廣地將AI融入實體經濟。「人工智能＋」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的戰略回應。值得注意的是，發改委在同一場發布會上還部署了低空經濟和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動，這些看似獨立的產業方向，實質上都離不開AI的底層支撐——無人機的自主飛行需要AI算法，新型能源體系的智能調度需要AI優化，「＋」號正在連接愈來愈多的產業節點。

善用專業服務優勢

對於香港而言，「十五五」的「人工智能＋」戰略是國家發展大局中為香港預留的重要角色。特區政府正在編制歷史上首份「香港五年規劃」，行政長官李家超亦明確指出，「十五五」規劃為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提供強力支撐。香港在基礎研究、國際化營商環境和專業服務方面的優勢，恰恰是AI從技術走向產業應用所需要的關鍵要素。事實上，「人工智能＋」所強調的跨行業融合，與香港經濟結構的多元性天然契合——香港不是一個單一產業城市，而是一個專業服務高度密集的經濟體，這恰恰是AI賦能最需要的應用場景。

但關鍵是香港能否從「超級聯繫人」真正轉型為「超級增值人」。筆者認為僅僅引入AI工具遠遠不夠，關鍵是能否圍繞AI重新設計工作流程和商業模式。普華永道報告顯示，AI領先企業增加自動化決策的速度是其他企業的2.8倍，但同時他們擁有負責任AI框架的可能性是同行的1.7倍。

換言之，自動化與治理並非對立，而是相輔相成。香港的企業若繼續停留在「試點模式」，將不可避免地被甩在那20%領先企業的身後。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編制，正是將這種認知轉化為制度安排的契機。

建議自主打造三張王牌

筆者認為，香港在這場國家級的產業重構中，至少有三張牌可以打。

第一張牌是AI治理的制度輸出。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AIRDI）已於今年3月組建董事局，預計下半年正式運作，其職能明確包括就AI治理框架及規管制度提供意見。在全球AI透明度持續下降的背景下，史丹福的報告顯示基礎模型透明度指數從58分跌至40分；香港若能率先建立兼具國際認受性的治理標準，將為國家「人工智能＋」的跨境應用提供制度保障。筆者一直主張，香港應成為全球AI治理的「第三空間」，既不完全依循歐美的監管邏輯，又能與之對話；既能理解中國數字生態的運作方式，又具備國際公信力。AIRDI的成立，正是建設這個「第三空間」的關鍵一步。

第二張牌是主權模型的開發。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發中心（HKGAI）正在開發屬於香港的主權AI模型，確保香港在「人工智能＋」浪潮中擁有自主可控的基礎能力，讓本地產業在數據安全和語言文化層面不受制於人。正如HKGAI主任郭毅可所言，香港的AI是作為城市基礎架構來建設的主權模型，若成功將是對國家和世界的巨大貢獻。筆者作為AIRDI董事及HKGAI管理層，深切體會到這兩項工作的互補性：治理框架為AI應用劃定邊界，主權模型則在邊界之內提供自主能力，兩者缺一不可。

第三張牌是人才生態的重塑。史丹福的報告指出，全球AI人才流向美國的趨勢已急劇逆轉，自2017年以來下降了89%。當頂尖人才不再單向流向硅谷，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定位，便有了更大的吸引力。與此同時，全球22至25歲軟件開發人員的就業人數自2024年以來下跌近兩成，AI對勞動市場的衝擊已從預測變為現實。香港在積極引才的同時，也必須在首份五年規劃中同步規劃本地人才的轉型路徑，避免技術紅利與就業壓力之間的落差持續擴大。

回到「人工智能＋」這個命題本身。「＋」號的力量不在於簡單的疊加，而在於乘數效應——當AI與每一個產業深度融合，所釋放的價值遠超各自獨立發展的總和。國家已經按下加速鍵，香港不能只做觀眾——我們需要上場，而且要帶着自己的實力上場。治理標準、主權模型、人才生態，這三張牌打好了，香港就不僅是「人工智能＋」的受益者，更是這場國家級產業重構中不可或缺的增值者。

（作者為香港創科發展協會創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