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大勢/博弈格局重塑 中美關係走向質變？\劉兆佳

自2010年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重返亞洲」或「亞洲再平衡」戰略後，美國的對華政策發生了質變。在此之前，美國的對華戰略基本上同時注重「接觸」（engagement）和「遏制」（containment），有時更重視「接觸」。在奧巴馬之後，美國的對華戰略改為以「遏制」為主，「接觸」為輔，而隨着時間的推移，「遏制」的比重更不斷增加。2016年特朗普總統上台後，美國遏制中國的幅度、力度和深度大幅上升。美國在貿易、科技、投資、外交、法律和文化等領域對中國不斷發起進攻。拜登總統上台後，全方位遏制中國的戰略更變本加厲。美國更竭力拉攏其西方盟友聯手對付中國，在高科技領域實施「小院高牆」（small yard, high fence）政策，對中國發動意識形態鬥爭（民主與威權的生死之戰）以及威脅要用武力阻止台灣回歸中國。美國更意圖利用俄烏戰爭來削弱俄羅斯的國力，減少俄羅斯在中美博弈中所能給予中國的戰略支援。

極限遏制失敗的現實調整

2024年特朗普再次成為美國總統後，美國連同小部分盟友向中國更發起前所未有凌厲的關稅戰、貿易戰、科技戰、投資戰、制裁戰，務求一舉而擊垮中國。在外交上，美國力圖把拉丁美洲完全變成美國的勢力範圍，並逐步通過對拉丁美洲國家特別是中美洲國家施加經濟、外交和軍事壓力，迫使它們削減或斷絕與中國的經貿、基建和金融聯繫。美國又試圖利用美以伊戰爭打垮伊朗，破壞伊朗與中國的戰略合作、強化美國和以色列在中東的霸權、削弱中國在中東的經濟和外交影響力乃至威脅中國的能源安全。在印太地區，美國極力拉攏印度制衡中國，鼓動菲律賓南海挑釁中國，要求日本和韓國擴張軍事力量，甚至不惜默許日本軍國主義抬頭，從而利用它們掣肘中國。特朗普雖然沒有承諾要在軍事上保衛台灣，但卻威逼利誘台灣向美國購買大量較為先進的武器和軍事裝備。從特朗普的所作所為看，縱使美國在歐洲進行某種程度的「戰略收縮」，具體反映在美國力圖從俄烏衝突和中東亂局中脫身、削減對北約的承擔和在「美國優先」的大纛下對其盟友的諸多需索和損害它們的利益，但在對華戰略上，其上任後卻顯然是進攻型和敵意滿滿的。

然而，美國當局對華的極限遏制戰略不但沒有取得成功，反而充分揭示了美國國力下降和美國全球霸權走向衰落的歷史趨勢。過去幾年，中國對美國的各種攻擊、制裁、管制、封鎖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反擊和反制的決心、勇氣和能力。中國對稀土、關鍵礦物的出口管制以及對美國農產品、波音飛機、先進芯片、能源等貨物乃至美國國庫債券減少購買，讓美國付出沉重代價。與此同時，中國在那些被美國「卡脖子」的領域比如先進芯片、製造先進芯片的機械、大飛機發動機、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從而在相當程度上減少了對美國在高科技上的依賴。中國國內市場的不斷擴大、內需的持續增加和與其他國家的經貿聯繫的不斷強化，讓中國在貿易上對美國的依賴顯著下降。

「美國優先」和損人自肥的政策以及視國際法如無物的外交行為和窮兵黷武，使得美國在國際上空前孤立，並讓其過去引以為傲的聯盟體系和軟實力嚴重受損。美國在美以伊戰爭中不但無法令伊朗屈服，反而打破了美國「戰無不勝」的神話，亦讓美國陷入進退兩難、難以自拔的戰爭泥沼。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有效封鎖乃至其可能對曼德海峽的封鎖和對波斯灣海底光纖電纜的毀壞，讓伊朗取得了對美國的巨大的、美國難以破解的反制能力。近年來，中國在反制美國的「長臂管轄」下已經建構了一套頗為有效的法律工具，並開始利用法律手段「阻斷」美國對中國企業的「長臂」法律制裁。尤其重要的是中國在軍事實力上的快速發展，讓美國相信它已經完全喪失了用軍事手段壓倒中國的能力。

在美霸權霸凌行為下，國際秩序已經受到了相當的破壞。今天，中國成為了國際秩序的踐行者和捍衛者，並為國際秩序注入了不少的穩定性和確定性。在美國處於與盟友和其他國家疏離的逆境時，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冉冉上升。最近，大批西方和全球南方的領導人魚貫到訪中國，並高度讚揚中國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貢獻，彰顯了「（中國）得道多助、（美國）失道寡助」的事態發展。特朗普的各種非法和粗暴的對外霸凌行徑在美國國內也產生了反噬後果，尤其對美國經濟、物價、人權、法治和民生帶來衝擊，導致特朗普民望大幅滑落。今年年底美國國會選舉後，共和黨大概率會失掉眾議院的控制權，其在參議院的控制權也有可能失去。國會選舉過後，特朗普有可能變成「跛腳鴨」總統。

其實，特朗普去年在發動對華貿易戰失敗後不久已經覺察到美國已經再沒有能力遏制中國的崛起，充其量只能運用各種制裁手段為中國製造麻煩和拖慢中國崛起的速度，然而美國卻因此要付出沉重代價。特朗普本人正在面對內憂外患的局面。因此，特朗普不得不調整其極限遏制中國的戰略，並尋求中國的合作與支持。種種跡象顯示，特朗普政府內部的對華鷹派分子的影響力已經下降。美國明顯減少在人權、自由、法治和民主問題上向中國施壓。去年10月底，中美兩國元首在韓國釜山舉行會晤，並在關稅、貿易、出口管制等事項上達成一些有時限性的協議，意味着兩國關稅戰和貿易戰的（暫時）休戰。在元首會晤之前，特朗普甚至不經意間引用過去有人提出過的「G2」（兩國集團）概念，暗示美國視中國為平起平坐、「共治世界」的夥伴。美國其後也放寬了一些次先進的芯片對中國的出口限制。

無疑，中美元首釜山會晤反映了美國對華戰略出現質變的苗頭。當然，我們不知道特朗普是否真的徹底相信美國不能夠打敗中國，因而要把中國視為合作對象，並適當調整其對華極限遏制戰略，但釜山會晤本身已經顯示出特朗普不再堅持以壓倒中國為戰略目標，反而傾向把中國視為需要加強合作、減少摩擦的對等對手。

如果美國對華戰略真的發生質變，則這個質變卻是新的質變，而並非恢復到早期以「接觸」為主、「遏制」為輔的舊戰略。舊戰略背後的假設是中國的發展永遠落後於美國，而其主要目的是通過「接觸」和「遏制」把中國推上「和平演變」道路、推動中國走向「西方化」、促使中國甘願成為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的成員、並把中國變成美國的「小夥伴」。當然，時至今天，美國已經承認了這個戰略已經失敗。相反，特朗普對華戰略所顯示的質變背後的假設是中國的發展不但不會落後於美國，將來甚至有超越美國的可能，而其主要目的不再是要壓倒中國，也不是要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價值觀和發展模式，以及迫使中國接受美國全球霸主地位，而是要從務實角度而非意識形態角度和零和鬥爭角度處理與中國的關係，更多聚焦擴大彼此合作領域，並從中謀取美國最大的安全和利益。這個戰略在某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美國自保之道，防止美國日後不至於落後於中國。當然，美國也不會完全放棄在某程度上遏制中國的念頭，特別在科技、人工智能和金融領域。然而，基於兩國在利益、文化和制度上的差異，中美之間的矛盾和摩擦仍會不斷發生，但中美爆發戰爭的概率應該不大。質言之，從中美兩國的長遠發展和根本利益來說，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對華戰略的新質變對兩國有利，而穩定與良好的中美關係也對世界和平和全球發展有促進作用。

「建設性戰略穩定」的深意

今年5月13至15日，特朗普繼2017年11月8至10日後再度國事訪問中國。與上次訪問的最大差別，是特朗普正處於內外交困之中，而他對中國的強大實力也有了新的客觀理解，所以他極度渴望通過這次訪問爭取中國幫助紓解其困境，特別在伊朗、貿易、稀土與關鍵礦物等問題上。相反，對美國擁有強大反制和反擊能力、對美國在眾多領域的依賴度下降、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持續上升、經濟韌性強大和社會團結穩定的中國則擁有更強大的談判實力。在中美實力此長彼消的大格局下，習近平主席與特朗普總統這次兩國元首會晤則繼釜山會晤後進一步反映美國的對華戰略有更明顯的質變。

兩國元首會晤後，習近平主席強調，中方致力於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雙方贊同將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作為中美關係新定位，將為未來三年乃至更長時間的中美關係提供戰略指引。「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應該是合作為主的積極穩定、應該是競爭有度的良性穩定、應該是分歧可控的常態穩定、應該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穩定。「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一句口號，而應該是相向而行的行動。這次元首會晤在經貿事務上也帶來了一些對雙方有利的具體成果。中美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討論雙方貿易投資領域各自關切，擴大雙方貿易和投資合作。雙方同意在一定範圍產品相互降稅。中方將會採購美國飛機。中國也將讓美國的企業在中國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兩國元首此次會晤，集中在經貿等非政治性事務的合作上，加強了兩國的經貿聯繫，也促進了雙方在政治、外交和軍事上的溝通。這次元首會晤不但讓中美雙方在去年釜山會晤上達至的經貿「休戰」得以繼續，更避免了讓雙方關係被那些敏感複雜和今天難以解決的政治問題所干擾和綁架，這標誌着美國對華戰略的質變有進一步的發展。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即便特朗普的對華戰略是一種質變，但這個質變會否能夠延續下去卻難以確定。筆者估計在特朗普餘下的任期內，這個質變仍會繼續下去並愈趨明確化和制度化，但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特朗普朝令夕改的風格會導致美國對華政策反覆。鑒於美國的大部分戰略精英的反華意識根深蒂固，而他們又依然要防止美國的全球霸權受到中國的挑戰，則這個質變絕對有可能在特朗普下台後戛然而止，美國亦會重新回到全方位、傾全力遏制中國的老路。不過，特朗普對中國極限遏制的戰略的失敗，必然會對反華戰略精英產生醍醐灌頂的作用，讓他們清楚知道美國事實上已經再無能力阻止中國的崛起，勉強為之只會加快美國的衰落、加速美國全球霸權的崩塌、讓美國社會更加分裂和動盪和令美國在國際上更加孤立。

因此，雖然我們難以預測特朗普所引發的美國對華戰略的新質變的苗頭會否壯大，但可以肯定地說，特朗普對華的極限遏制的失敗，必將對美國的反華戰略精英敲響警鐘，迫使他們深刻反思其強硬對華戰略；果如是的話，則中美關係將可望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而「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也會不斷鞏固和發展。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