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談（澳門篇）/從「七七事變」談「事變」這個詞\吳志良

又到七月七日。

八十九年前的這一天，日軍在盧溝橋發動進攻，中華民族由此進入全民族抗戰的艱苦歲月。然而，一個耐人尋味也必須正視的事實是，當年日本發動這場投入近百萬大軍的侵略戰爭，其政府卻從未公開正式向中國宣戰，而是將其冠以「支那事變」之稱。表面看，這只是稱呼的不同；深究之下，這恰恰暴露了日本軍國主義在語言包裝上的精妙算計，也再次警示我們，日本當年的欺騙性語言操作，與當今諸多行徑一脈相承，必須引起高度警惕。

「事變」二字背後的語言陷阱

「事變」一詞，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欺騙性？復旦大學客座教授周鴻軍曾深刻指出：「日本軍國主義善用中性術語『事變』偽造歷史，粉飾其首先發動偷襲侵略戰爭而中國只是抵抗的本質。『事變』這一術語使人習慣思維認為：打架雙方都有責任，應各打五十大板。但事實上日方是加害方，中方是受害方，日本用中性術語漂白洗淨其反人類罪行……」

這一判斷切中了要害。「事變」在語義上讓人聯想到糾紛或摩擦，天然帶有「雙方各有責任」的暗示。強盜在金融區公然搶劫弱者，弱者奮起反抗，報道卻稱為「群毆」；多年之後，後人將無法從報道中分辨是非。這就是「事變」二字的迷惑力所在。

從法律層面看，日本此舉另有深層用意。日本已經簽署《巴黎非戰公約》，「放棄以戰爭作為國家政策之工具」。若承認是「戰爭」，則公然違反國際公約，陷日本外交於被動。更關鍵的是美國的《中立法》——一旦確認交戰國身份，美國將禁止向其出口鋼鐵、石油等戰略物資，而這些恰恰是日本侵華戰爭不可或缺的生命線。於是，日本選擇「不宣而戰」，以「事變」規避法律困境，既掩蓋侵略罪責，又為獲得西方戰略物資留下操作空間。

對於中國而言，這是一段沉痛的歷史。當時的國民政府同樣沒有及時宣戰，直至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後才正式對日宣戰。這一局面，既暴露了舊中國的積貧積弱，也折射出話語權的嚴重缺失。

從歷史話語到現實圖謀

歷史從未遠去。今天，當我們審視日本的種種動向時，「事變」式的話術操作依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歷史教科書中的系統性篡改。在日本右翼勢力長期操弄下，侵略被模糊為「進入」；鐵證如山的南京大屠殺被輕描淡寫為「南京事件」，對加害者身份避而不談，卻炮製所謂「受害人數未定論」；而「慰安婦」制度則被說成是「自願」和「商業行為」，完全掩飾了「性奴隸」的本質。

「南京事件」——這難道不是又一個「事變」式的操作嗎？「事變」本意是掩蓋侵略戰爭，「南京事件」則意在抹去屠殺的鐵證。日本右翼勢力在靖國神社解說詞中，把侵略中國說成「自衛戰爭」，太平洋戰爭被說成「維護亞洲」。從「支那事變」到「南京事件」再到「自衛戰爭」，語言操作之套路如出一轍：偷換概念、偽造正義、推卸罪責。

在軍事擴張領域，日本的修辭術同樣令人警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宣稱將在年內完成修改和平憲法的草案制定，推進防衛預算大幅增長與進攻性軍事能力建設；日本二○二六財年防衛預算突破九萬億日圓，創下歷史新高；日本政府還完成了對「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的修改，原則上放開殺傷性武器對外出口。然而，所有這些動作，都被包裝在「強化自主防衛能力」的修辭外殼之下。一邊是實打實的軍事擴張和憲法突破，一邊是「和平主義」「專守防衛」的語言掩飾，與當年「以『事變』之名行侵略之實」的手腕何其相似！

更重要的是，在涉台問題上，日本右翼勢力頻頻挑動對立，麻生太郎公開拋出「危急關頭予以反擊」等挑釁言論。中國外交部明確指出，這暴露了日本右翼勢力挑動對立、製造事端，借機推進「再軍事化」、挑戰戰後國際秩序的野心。日本右翼正是通過製造外部「危機」，為擴軍修憲尋找理由，其實質與當年借盧溝橋之「事變」發動全面侵華別無二致。

掌握話語權，警惕歷史重演

歷史早已證明：用語言漂白侵略罪行，比用謊言粉飾現實更加危險。當年的「支那事變」之稱呼，不只是一場語義上的遊戲，而是為一場大規模侵略戰爭提供合法性包裝，讓日本國民相信這並非不義之戰，讓國際社會難以判斷衝突性質，讓後世難以從官方表述中還原真相。正如日本《赤旗報》二十年前所強調，「稱呼的變化，與對戰爭的評價和定位密不可分。」

今天，面對日本在歷史教育中的系統性操作，在教科書中的系統性篡改，在涉台問題上的持續性挑釁，在軍事擴張、特別是武器製造領域的持續加速，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中國外交部早已明確表態：包括中國在內的地區國家必須共同捍衛二戰勝利成果，絕不允許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而掌握話語權，正是捍衛歷史正義的第一步。

從「支那事變」到「南京事件」，從「專守防衛」到「強化自衛能力」——語言是歷史的載體，也是欺騙的工具。在「七七事變」八十九周年之際，我們有責任追問歷史真相，有責任保持清醒目光，更有責任讓後代理解：那些看似中性的詞彙背後，隱藏着侵略者未盡之圖謀。願我們銘記歷史，不為延續仇恨，而為警示那些戰爭愛好者的野心，絕不能讓歷史的悲劇再度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