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人物志 ⑧】/費彝民\李春陽

費彝民一九○八年生於上海，祖籍江蘇吳縣，是民國著名導演、編劇費穆的胞弟，費穆為中國電影的先驅與宗師（有《香雪海》《生死恨》《小城之春》等作品）。費彝民一九二五年從北京高等法文學堂畢業，由於成績優異，獲得法國政府獎學金，被保送至法國高等電機工程學院，由於「五卅慘案」，他主動棄學，擔任北京隴海鐵路總公所文員，結識此時正任隴海鐵路會辦的張季鸞。一九三○年起，他開始為《大公報》撰寫新聞和通訊稿件。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大公報》發行一萬號紀念特刊，費彝民撰寫的《談大公報的使命》在顯著位置發表。他提出一個觀點，認為對於部分讀者而言，《大公報》是一個廣義的函授學校，主筆便是老師，報紙便是課本。所以《大公報》在傳達新聞、領導輿論之外，還應添上訓導社會的使命。在那樣一個新式教育剛剛起步，教學設施極不完備的年代，由私營的報紙擔當教化國民的重任，實在是遠見卓識。此文在報社內部反響很大，吳鼎昌、胡政之和張季鸞十分重視，認為其文切合實際，目光遠大。此文對於「九一八事變」後《大公報》設立明恥教戰的主張有直接的影響。

一九三六年《大公報》上海版創刊後，費彝民調至滬館，採訪新聞撰寫社評才具卓絕。滬版停刊後，留滬的費彝民等人一邊保管《大公報》在滬資產，一邊加入《文匯報》，費彝民擔任主筆。在孤島時期的上海，費彝民曾為國民政府做過秘密的情報工作，被抓進日本佔領軍監獄拷掠逼訊，至死不屈，戰後他獲得國民政府頒發的勝利勳章。

一九四五年費彝民以《大公報》特派員身份赴台北報道日本投降典禮，並發表《台灣巡行》等報道，對於國民黨的台灣接收大員多有批評。他的妻子蘇務滋說，「費彝民的台灣之行寫了一組很轟動的報道。應該說，那是一組感人肺腑的人間寫實，也是台灣回歸祖國的歷史見證。」

一九四六年春，費彝民應邀重回《大公報》，擔任上海《大公報》副經理，負責經營和財務工作，亦撰寫言論社評。一九四七年費彝民與中國新聞界訪問團一行六人，在訪美期間與杜魯門總統會面。

一九四八年，胡政之率費彝民、李俠文等骨幹力量遷往香港復刊《大公報》，胡政之稱其為「最後的奮鬥」。行前的編務會上他說，「我已經是六十歲的人了，這次香港復刊恐怕是我對事業的最後開創。」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香港《大公報》正式復刊，復刊號報頭下印有第一萬五千九百三十四號、督印人費彝民等字樣。費彝民被任命為港館經理，李俠文為編輯主任。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後，費彝民兼任上海《大公報》經理。

一九五二年，香港《大公報》改組。費彝民出任社長，此後一直主持香港《大公報》直至去世。一九五四年費彝民作為團長率領港澳國慶觀光團赴京參加國慶典禮，一九五六年他擔任政協全國委員會特邀委員。那個特殊年代裏，《大公報》是向國際社會介紹新中國的輿論窗口，費彝民更是溝通內地與國際之間的「超級聯繫人」，比如華人女作家韓素音被費彝民勸說回國參訪。

費彝民說，「以我個人而言，過去六十年先後受季鸞、政之兩位前輩的訓導：張公教我如何做記者、愛祖國，胡公教我如何辦報紙、管全局。全國解放後，又蒙周恩來總理教我如何為國家辦事，為人民服務。這樣的際遇，不僅是個人的榮幸，我想也是青年人今天所應該嚮往的途徑。」

據費彝民回憶，周恩來接見他有五十多次，「總理說，我們肯定大公報三點：一、大公報是一貫愛國的；二、你們是堅決抗日的；三、你們培養了不少有用的新聞人才，並為黨和國家所用。」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四日《大公報》出版第三萬號時，頭版發表了社長費彝民所寫《一萬號到三萬號》，追述了六十年來續辦《大公報》的經歷，堪稱一部《大公報》簡史，也是費彝民個人的簡歷。因推動中法友誼和對於新聞事業的貢獻，一九八二年費彝民獲法國政府授予榮譽騎士勳章。

一九八二年初夏，鄧小平會見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首次提出了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但保持香港穩定，繼續發揮自由港作用的想法，提出解決香港問題著名的八字方針：「恢復主權，保持繁榮」。《大公報》隨即報道此事，引起港人關注，香港回歸開始提上議事日程。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中英草簽了聯合聲明，開始香港的過渡期。一九八五年六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費彝民任副主任委員。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大公報》百年社慶時曾說，「香港回歸祖國，《大公報》扮演了重要而難以取代的角色。」

一九八八年五月費彝民去世後，愛國人士馬萬祺賦詩以為悼念，也是對其畢生功業的概括：「畢生心血獻大公，無畏無私慎始終。愛國堅貞經考驗，同心同德盼大同。新聞事業尊榮譽，文化交流眾推崇。無限哀思傷永別，弘揚遺志慰孤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