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事論事/五年規劃與香港管治的升級優化\陳成爐

香港特區首個五年規劃正式公布。這份涵蓋7篇28章、105個指標的文件，標誌着香港管治哲學的一次根本性轉向，對深入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具有里程碑意義。

長期以來，香港治理由年度施政報告與財政預算案主導。這種安排靈活有餘，卻難免存在結構性短視的缺陷，引致若干問題。過去，香港奉「積極不干預」為治理教條，導致錯失了多輪產業升級窗口。而五年規劃的出台，是對過去一系列不足的有效完善。

特區治理體系自我完善

五年規劃的核心理念，是「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結合」。市場仍是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力量，但政府要成為戰略方向的設定者、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和市場失靈的糾偏者。這一結合之所以能夠實現，根本前提在於「愛國者治港」原則的全面落實，行政立法關係良性互動，使特區政府能以「當家人」和「第一責任人」的姿態謀劃長遠。

有人擔憂，香港五年規劃會不會成為「計劃經濟」，會不會喪失「一國兩制」獨特優勢。這些擔憂實則是誤解了規劃的真正涵意。

五年規劃的出台，是特區治理體系的一次自我完善。所謂的「擔憂」混淆了基本概念，更是忽視了香港的現實困境。首先，規劃與計劃經濟有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以指令性指標取代市場配置資源，而香港五年規劃是指導性、戰略性安排，市場仍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規劃提出「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結合」，恰恰證明規劃是對市場機制的補充，而非替代。當今世界，新加坡、日本、韓國等成熟市場經濟體均有中長期發展戰略，難道它們都在搞「計劃經濟」？

其次，我們必須理解「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究竟是什麼？它絕非「政府什麼都不管」，而是包括以下層面的制度優勢：其一，香港保持普通法體系、自由港政策、單獨關稅區地位和與國際接軌的監管規則；其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擁有資金自由流動、貨幣自由兌換、信息自由流通的營商環境；其三，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既是國際資本進入內地的門戶，也是內地企業走向全球的跳板。這些才是「兩制」之利的真正內核。

五年規劃非但不會削弱這些優勢。恰恰相反，這些優勢過去多年未能充分釋放，正是因為缺乏戰略規劃。土地短缺推高營商成本，產業空心化降低經濟韌性，政治內耗拖垮施政效率——這些「老大難」問題，哪一個不是在削弱香港的獨特優勢？沒有北部都會區建設，香港拿什麼吸引科創企業？沒有產業政策引導，金融中心如何對接國家的戰略機遇？

規劃是方法，不是目的；是工具，不是體制。香港的五年規劃，規劃的是土地供應、產業方向、民生底線，而非企業的生產經營。把「規劃」等同於「計劃經濟」，是對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普遍實踐的誤讀——新加坡有戰略規劃，日本有產業政策，難道它們都喪失了獨特性？

把制度紅利轉化為發展成果

真正會葬送獨特優勢的，不是規劃，而是無所作為。當深圳、新加坡、迪拜競相以戰略布局搶佔未來賽道時，香港若以「不干預」為名行「不作為」之實，獨特優勢只會在拖延中流失殆盡。守住獨特優勢的最好方式，是讓它發揮作用。五年規劃要做的，正是用戰略眼光和執行力，把「一國兩制」的制度紅利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發展成果，這才是對「一國兩制」最負責任的態度和最堅實的捍衛。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真正作用，或許不在於它列出了多少指標，而在於它能否幫助香港建立起一種新的治理文化：既有長遠眼光又有執行能力，既尊重市場規律又發揮政府能動性，既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又保持國際化特色。過去的實踐已經證明，沒有戰略規劃的發展是盲目的，沒有執行能力的規劃是空洞的；而「愛國者治港」則從根本上確保了這一切不再落空。如此，這份規劃所開創的，將不僅是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格局，更是「一國兩制」在管治實踐層面的實質性深化。

江西省政協委員、江西省旅港同鄉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