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漫談/AI時代下的經濟挑戰\羅志恒

當前，人工智能（AI）技術革命正在重塑全球經濟，但發展紅利並未普惠所有行業、企業與家庭，反而催生了愈發顯著的「K型分化」。中美兩國都面臨着相似的挑戰，但其中又體現出彼此的差異性。

中美K型分化的成因有相似性，均發生於新一輪技術革命之下，資源集中湧入新興行業、流出傳統行業，由此衍生出增長與就業分化、實體與金融分化、宏觀與微觀背離等一系列分化。但另一方面，中美K型分化也存在一定差異：中國的分化主要源於行業間分化，內嵌於新舊動能轉換的歷史進程；美國的K型分化則更突出表現為群體間分化，核心是居民資產負債表的分層效應。

分化本是經濟運行的常態，但當前的K型分化打破了傳統經濟周期中不同行業、不同群體、不同地域同向波動的規律，而是從發展快慢的分化逐步走向發展方向的分化、擴張與萎縮的分化，如新動能人工智能高增長與舊動能房地產負增長、外需出口高增長與內需投資負增長。

分化特徵存在差異

K型分化是新一輪技術革命背景下全球主要經濟體共同面臨的現象。當前，中美均呈現出「AI相關產業增長、資本開支和資產價格表現較強，而傳統部門和普通居民感受相對偏弱」的現象。但由於中美所處經濟發展階段、宏觀環境和產業基礎不同，兩國的經濟總量表現和K型分化特徵存在差異。

首先，K型分化的表現不同。中國的K型分化以行業間分化為核心主線，內嵌於新舊動能轉換的歷史進程。新動能端，AI與高技術產業成為增長引擎，2026年1至8月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4.2%，顯著快於規模以上工業5.3%的整體增速；AI產業鏈商品出口同比增長52.9%，對整體出口增量的貢獻率達到50.1%。舊動能端，房地產及相關產業鏈持續調整：1至8月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降19.9%，70城新房和二手房價格同比仍在下跌，並通過鋼鐵、建材、家電等上下游產業鏈，以及居民財富、地方財政、就業收入等渠道向經濟全局傳導。總量層面看，新動能尚難以完全對沖舊動能缺口，需求不足與物價低迷並存。

美國的K型分化則更突出表現為群體間分化，核心是居民資產負債表的分層效應。AI浪潮推動資本開支擴張與資本市場繁榮，AI相關技術、設備投資直接拉動經濟增長，財富效應支撐消費。但過程中群體間分化加劇，近3年美國家庭股票資產累計增長約70%，由於前10%財富水平人群持有約九成的股票和基金，AI牛市的財富效應主要流向少數人。與此同時，中低收入群體卻面臨高通脹與高利率的雙重擠壓，大部分居民工資收入增長放緩，中小企業就業顯著承壓，消費者信心指數屢創歷史新低。最終形成總量經濟有韌性、但群體嚴重分層的格局。

其次，中美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譬如，AI發展對經濟周期的影響程度不同。美國AI產業聚焦上游芯片設計、大模型、雲計算等環節，資本開支規模大、產業鏈條長，且頭部企業現金流充裕，AI投資呈現明顯的「利率脫敏」特徵，足以對經濟周期形成支撐甚至「扭曲」。而中國AI資本開支高速增長但絕對規模低於美國，企業更加側重工程優化而非堆砌算力，且AI產業優勢主要在中下游應用環節，商業模式建立和投資需求釋放更需要時間。此外，AI對經濟的拉動更多體現在生產端與出口端，尚未形成完整的內需正向循環，對總量經濟的拉動相對有限。

又如，傳統部門對經濟的拖累程度不同。中國傳統部門的收縮是新舊動能轉換期的結構性、趨勢性調整。房地產作為過去幾十年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關聯產業鏈長、覆蓋就業廣、對地方財政影響大，其深度調整同時衝擊企業、居民、政府三大部門資產負債表，形成系統性的需求收縮，拖累效應顯著。而美國傳統部門的壓力主要來自高利率的階段性抑制，房地產市場在次貸危機後已完成深度調整和去庫存，當前整體庫存處於歷史低位，對經濟的拖累程度可控。

推動創新成果共享

理性看待K型分化，並非所有分化都是壞事，有些分化本身就是政策推進的目標，應區分結構轉型中的正常分化與需要警惕的失衡分化。一方面，合理的分化是產業升級的必經之路。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資源從低效的傳統部門向高效的新興部門集中，舊動能逐步退坡、新動能加快成長，是產業結構升級的必經之路，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是政策推進的目標，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另一方面，必須警惕分化過度與固化帶來的風險，也就是「好的太好、差的太差」的失衡局面。

「好的太好」好不好？從上行端看，新興產業過度繁榮可能引發資源極化與泡沫化風險。如果AI等熱門領域出現盲目跟風、概念炒作與低水平重複建設，不僅會浪費財政金融資源，還可能催生局部資產泡沫。一旦預期發生逆轉，泡沫破裂不僅會衝擊新興產業自身，還可能通過金融鏈條傳導至整個經濟體系。更重要的是，資源過度向少數行業集中，會擠壓其他產業的發展空間，不利於創新的擴散與產業生態的平衡。

「差的太差」行不行？從下行端看，傳統部門過度收縮可能引發總量承壓與民生風險。房地產、傳統製造業等部門吸納就業的能力顯著高於新興科技產業，也是保障民生剛需的重要載體。如果傳統部門收縮過快、調整過深，不僅會拖累經濟總量，導致總需求持續不足，還會引發就業壓力加大、居民收入放緩、家庭資產負債表惡化等一系列民生問題。

因此，治理K型分化的核心，不是消除分化、阻礙轉型，而是把握好分化的「度」，防止正常的結構分化演變為長期的結構失衡，推動K型的上下兩端逐步向中間收斂、經濟總體長期向上進步。

面對K型分化，政策的總體目標應當是在支持新動能加快成長的同時，緩衝舊動能調整的衝擊，促進創新成果更廣泛地擴散與共享，實現結構轉型與總量穩定的動態平衡，防止分化固化為階層與區域的發展鴻溝。

第一，完善宏觀調控與政策評估框架，兼顧總量指標與微觀體感。改變單一依賴GDP（國內生產總值）、工業生產等總量指標的評價體系，建立涵蓋居民就業收入、企業現金流、地方財政運行的多維度常態化監測機制，精準識別結構分化下不同主體的實際狀況。政策制定既要關注新興產業的增長亮點，也要重視傳統部門的調整壓力，避免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的持續背離。

第二，保持總需求基本穩定，為轉型營造適宜的宏觀環境。在新舊動能完成有效接力之前，絕不能陷入「有了AI就不需要總需求政策」的誤區。要多措並舉擴大內需，彌補總量缺口。宏觀調控工具運用要注重總量與結構並重，結構分化不能只靠結構性政策，總量政策也需要適時加力。穩定傳統部門的基本需求，避免舊動能過快收縮形成過大的需求缺口。

第三，推動AI創新擴散與產業融合，增強新動能的帶動效應。一方面，加大對基礎研究、關鍵技術攻關的支持力度，補強核心零部件、關鍵設備、基礎軟件等薄弱環節，繼續推動資本市場改革，完善融資支持體系。另一方面，推動AI技術向傳統製造業、服務業廣泛擴散應用，提升傳統產業的生產率與競爭力，延長產業鏈條，拓寬就業吸納渠道。

第四，完善收入分配與社會保障體系，促進轉型收益全民共享。健全工資合理增長與最低工資動態調整機制，推動勞動者報酬與勞動生產率增長基本同步，規範靈活就業人員勞動權益保障，讓技術進步的成果更多轉化為勞動者收入。完善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障制度，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降低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釋放消費潛力。

K型分化是技術革命時代的全球性挑戰，也是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跨越的關口。分化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分化的固化與失衡。唯有在創新中包容，在轉型中平衡，才能讓技術進步真正成為惠及全體人民的動力，推動中國經濟在結構優化中實現行穩致遠。

（作者為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