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中美何以共同追求戰略穩定？\宋魯鄭

2026年中美元首高頻度互訪，堪稱十年間雙方激烈戰略對抗中罕見的一幕。

這一幕既和特朗普個人因素有關，也同樣是宏觀因素所致。

首先，經過十年的戰略博弈，美國已經清醒認識到不可能達到遏制中國的目標；不僅沒有一擊而成的實力，更重要的是中國也擁有相互保證破壞的能力和威懾力。對抗持續和升級的代價過於高昂，不符合各自利益。所以當中國提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理念時，美國予以接受——這在中美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其次，特朗普是商人特質的總統：注重利益和傾向於交易、不喜空談而迅速行動。面對啃不動的現實，他能毫不猶豫地轉向。如果是建制派，要麼繼續堅持原則，要麼轉向緩慢、艱難。像俄烏衝突雙方早打成僵局和無底洞，建制派依舊不顧一切支持烏克蘭，特朗普則立即收手。

第三，今天的世界已經從冷戰時的兩極、冷戰後的一極進入到類似於19世紀的多極。大國之間的博弈不僅要考慮對方還要考慮第三方。

今天世界最重要的四大力量是中美俄歐。按說由於美國把中國視為最大的挑戰者，大力進行圍堵，中國的處境最為不利。但現實卻是俄羅斯率先反擊，處於挑戰西方的第一線。特朗普雖然從俄烏衝突退出，但又陷入對伊朗的衝突。所以當下地緣形勢中，中國處境最好：是唯一沒有捲入戰爭的國家。美國由於務實性和靈活性，次之。俄羅斯被整個西方制裁處境不利。歐洲同時和中俄美對立，境況最差。

面對這樣的棋局，中美為尋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也不得不調整雙邊關係。簡單講，正如尼克松訪華時所坦率承認的：追求美國和蘇聯的關係要超過中國和蘇聯的關係，美國和中國的關係也要好於蘇聯和中國的關係。這樣美國面對中蘇時都具有優勢。

從美國的角度，中美戰略緩和不僅有利於美國處理和伊朗的衝突，也使得它面對歐洲和俄羅斯時佔據主動。中國元首9月23日應邀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結果在9月22日，美國就取得了歐洲的重大讓步：它和丹麥、格陵蘭島簽署了安全協議，除了主權基本滿足了美國的要求。特朗普為此在社交媒體上聲稱獲得了「永久控制權」。

同樣並非巧合的是，9月18日，也就是中國領導人訪問美國前五天，美國同時對俄、伊兩國出手：特朗普簽署了《2026年林賽·格雷厄姆制裁俄羅斯與伊朗法案》。對俄制裁升級：範圍覆蓋俄政府高官、主要金融機構、能源及國防工業。而且有兩個前所未有：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對所謂的「影子船隊」進行打擊；實行最高法定關稅上限，即對俄羅斯輸美產品徵收最高500%的從價關稅。對伊朗除將原有的《伊朗制裁法》有效期延長5年，還擴大對它能源和武器領域的制裁。

應該說美國把中美關係的戰略穩定效果發揮到極致。

從中國一邊來講，收益同樣是戰略性的。

一是當下唯一能阻撓中國發展的就是美國。雙方關係改善，來自美國的壓力和破壞力就減少，中國發展的成本和風險也隨之下降。二是中美關係保持戰略穩定，有利於中國和其他大國以及相關利益體的博弈態勢。

特朗普執政第一年，在和中國大打出手的同時積極努力改善和俄羅斯的關係，試圖改變中美俄三角關係，也就是所謂的逆尼克松戰略。但最終卻依舊是中俄的關係要遠遠好於俄美之間、中美之間的戰略穩定也遠遠高於美俄之間。特朗普簽署對俄羅斯的制裁法案，既是借「中國牌」對俄羅斯施壓，也標誌着他所謂的「逆尼克松」戰略的失敗。

至於歐洲，它在特朗普再度執政後又一次成為美國敲打的對象。但由於俄烏衝突，歐洲沒有如同過去那樣對美國進行對等反擊而是採取了戰略忍讓。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對歐洲的戰略價值下降。同時歐洲認為中美矛盾是第一位的，中國必然會對歐洲進行戰略妥協，在這種判斷下，歐洲不斷升高雙方的對立。中歐關係實質上日益中美化。從中華民族復興的角度，歐洲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障礙。這也是為什麼歐洲罕見的對中國下達了最後通牒：2026年10月如果不能在經貿商談上取得成果，就對中國進行全面報復。

所以中國和美國達至戰略穩定，既有利於中國和歐洲的博弈，也能讓美國對歐洲心無旁騖地進行打擊。從而實現如下戰略格局：中歐關係不好，但美歐關係更不好。中美關係能夠穩定，美歐關係則繼續動盪。

其他類似的還包括日本、菲律賓等安全上依賴美國的國家。中美實現建設性戰略穩定，不僅強化了它們日益增長的對美國的不信任和疑慮，也使得這些國家不得不思考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面對中國，更重要的是當它們挑釁中國核心利益時，中國能夠給予痛擊。中國對日本近一年而且仍然持續的反制就是一個例子。

當然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角度，最重要的戰略收益還是兩岸統一。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坦率對中方說過：只有中美才能改變台海現狀。無非是說兩岸統一取決於中美博弈。中美實現戰略穩定不僅對「台獨」勢力是一大遏制，也是大陸進一步推動統一的時機。特朗普執政一年多的表現，對「台獨」勢力有相當程度的釜底抽薪之效：美國不再可靠、台積電面臨掏空、加關稅和強迫赴美投資削弱經濟發展。

總的來說，美國利用中美戰略穩定四處出擊，中國則加速發展、優化外部地緣形勢、強化大國博弈中的地位、強力應對外部挑釁和推動統一。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