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與一位研究香港社會的教授聊到香港的現狀。這位教授提到目前香港年輕人階級流動的問題。他所任職的高校中，學生家庭收入屬於香港普通水平，這些學生畢業之後，大多數可以找一份比他們父輩更高收入的工作，按道理他們應當屬於向上流動，然而現實情況卻非如此。
現實中，這些收入更高的學生中大多數卻沒能像父輩那樣申請到公共房屋，高昂的生活成本讓他們甚至父輩們看不到希望。同樣，在一些學生家庭收入較高的高校（如港大），學生畢業後的收入還不如父輩，家境相對優越的學生若只靠自己的收入，生活質量可能不如目前。從某種程度來說，他們是向下流動的。
開年之後，收到了地產中介親切的新年祝福，隨之而來的是冰冷殘酷的數字。中介截圖了一系列關於新年伊始，某某開發商高價投得土地，某某新樓盤開價較同區為高，某某二手樓成交高企的新聞。中介告訴我：再不買樓就買不起了，「我看，今年樓價會升百分之十五。」
從這個角度分析，或多或少能解釋一些香港青年人對社會現狀存在的不滿，也讓我思考：解決青年人社會流動的問題，是否幫他們找到一份工作就算解決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說到底，似乎還是離不開房屋的問題。經濟衰退之下依舊飆升的樓價讓許多人感到絕望，更不用說那些剛剛走進社會的大學畢業生。收入的增幅永遠趕不上樓價的漲幅，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但在疫情當下以及政治形勢剛趨於緩和的香港，這樣的矛盾反而突出。
一個無奈的現實是，一些大學生在大學期間就開始申請輪候公屋，他們預見自己畢業之後也難以有能力購買私樓，甚至身邊有些例子是，為了公屋，一些人寧願找一份符合申請公共房屋收入的職業，他們寧願向下流動來獲得社會福利，也不願向上流動。這對於整個社會來說不是好的現象，如果一個人為了房子而寧願選擇一個不能發揮自己能力的職業，無疑是人力的浪費。
儘管當局一直承認房屋是香港民生問題的頭等大事，但現在看起來也沒什麼有效且迅速的方式可以解決──私人樓宇價格依舊高企、公屋輪候時間再創新高、針對夾心層的房屋政策少之又少。
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即將公布，在疫情之下，庫房緊張，我們不能奢望政府像往年一樣派發大規模的福利，不過，政府一定更加具有針對性的利用財政政策以扶持在疫情中受到影響的群體，特別是要照顧到青年人的就業和住房問題，唯有這樣，社會才能看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