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行研究局刊發了一篇名為《關於我國人口轉型的認識和應對之策》的論文引發外界熱議，其中一個頗具爭議的觀點是「老人是社會最主要負擔來源」。時值中國「少子化、老齡化」的矛盾日益尖銳，社會正在面臨未富先老的挑戰，我們應該如何正確看待養老難題？
如今，多數發達國家已是老齡化社會，中國也在快速步入老齡化時代。按照歷史經驗，在老齡化進程中，經濟增速普遍下降。很多人因此認為，老齡化是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經濟低迷的原因，甚至認為老年人是社會的負擔。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負擔」等含義是負外部性，如工廠生產排污污染了空氣。老年人退休後收入大幅度下降，主要靠養老金來維持老年生活，但這並不能說老年人產生了負外部性，因為老年人過去在幾十年的工作期間繳納了大量的養老金。老年人退休後，其實自己在養自己。
然而，縱觀全球，養老金虧空、緊缺是一個普遍現象，也是一個突出問題。為什麼？有人認為，這是結構性問題。在人口紅利期，青年勞動力多，老人佔比少，養老負擔輕；而老齡化時代則恰恰相反，出生率下降，勞動力不足。這其實是一個誤區。如果大多數人年輕時繳納的養老基金充足，不論人口結構如何變化，都不會形成養老脈衝風險。
養老金不足的兩個原因
1、通貨膨脹
從80年代開始，歐美國家普遍處於低通脹狀態，但這裏的通脹主要指的是消費物價指數。其實，自千禧年以來，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大規模超發貨幣，通脹在房地產、金融市場大爆發。通脹不但稀釋財富，還洗劫財富，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在貨幣寬鬆時代，養老金不斷地被通脹稀釋和洗劫。二十年前繳納的養老金，不足以應對如今的房價和物價。如果貨幣超發無法得到控制，如今繳納的養老金也無法以應付將來的養老需求。如此惡性循環，養老金永遠都不夠。
2、政府養老制度的低效
養老金制度是一種公共保障制度，容易產生道德風險。全球主要國家養老基金一般設有一個公共基金賬戶，這部分由財政支出，也可能從個人賬戶中劃撥。個人領取養老金除了領取個人部分還有公共基金部分。一個人退休後，如果養老金不夠用，則由公共基金來填補。個人壽命越長，所領取的公共養老金部分就越多，這就容易滋生道德風險，每個人想辦法少繳納養老金，多佔用公共養老金。
隨着社會平均壽命不斷延長，養老金支付壓力越大，應對辦法主要是延遲退休，但延遲退休在任何國家幾乎都是一項非常艱巨的政治任務。為什麼延退遭到普遍性反對？人人都希望以更少的工作時間、繳納更少的社保，來換取更長的養老生活和更多的養老金。
養老金公共基金還可能引發不公平。比如在一些養老雙軌制度國家，存在嚴重的養老金欠賬問題。原來大批國企職工沒有繳納養老金，在成立養老基金時，國企也未給職工繳納足額的養老金。這就形成養老金欠賬，需要由公共養老基金填補。另外，公共機構、國有企業給職工繳納的養老金很高，同時匹配的公共養老金也多，這又擠佔了不少公共養老金。
如今，全球福利主義越盛行，央行超發貨幣，政府通過財政赤字貨幣化融資，大規模舉債應付養老金緊缺。而貨幣發行越多，通脹越高，主要是資產價格膨脹，養老金越被稀釋，家庭養老壓力越大，如此就陷入了惡性循環。
現代社會三種養老方式
1、市場養老
市場養老主要指個人通過市場交易和金融跨期工具為老年生活提供收入保障，如購買房產、商業保險、股票、基金等。在香港，很多人無力支付昂貴的房價，他們選擇為自己的將來購買一份商業保險，以保障老年生活收入。自由市場最大的規則是每個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什麼時候參加工作，什麼時候不工作，什麼時候退休，完全由自己決定。每個人對自己的養老金及退休後的生活負責。這可以避免政府養老金制度中的道德風險與大鍋飯心態。平均壽命的延長並不是養老金不足的原因，個人對此有充分的預期，儘管天命不可知。
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提出永久收入假說。這個假說認為，個人決策並不是根據當期的情況而定的，而是根據長期的情況，比如過去的儲蓄、當下的收入及對未來收入的預期。當個人預期房價上漲，又沒有足夠的儲蓄購房時，怎麼辦？他可能會使用金融工具，以未來收入為擔保，向銀行申請貸款購買房產，為將來的老年生活提供住房保障。每個人根據自己的身體健康及收入狀況選擇退休的時間，隨着平均壽命的延長，以及生命質量的提升，個人很自然地推後退休的時間。
不過，市場養老是一種風險相對高的方式。一些人沒有太多的儲蓄為未來投資。在有限的儲蓄內，能夠選擇的投資品非常少。中國一線城市房價高，不少市民沒有足夠的儲蓄購買房產。除了房產外，股票風險大，保險坑太多，金融投資品不足。同時，金融沒有完全開放，國際風險對沖產品奇缺，個人無法轉移和對沖風險。
2、家庭養老
市場風險、投資風險決定養老風險。一些人窮其一生工作賺錢也無半點積蓄，一旦失去工作能力，喪失收入來源。還有一些人投資失敗，房產、保險、基金在金融危機中打了水漂。這些人晚年生活都可能面臨窘困之境。當然，這些結果都是自由選擇應該承受的代價。但是，有沒有辦法降低養老風險的同時還能提升效率？
人類應對風險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構建集體行動組織，如族群、城邦、家庭、宗族、國家等。有兩類組織可降低養老風險：一是家庭組織，二是政府組織。在社會保障制度出現之前，更準確說是近代社會之前，家庭養老是最主要的方式。家庭養老是一種代際模式，上一代撫育下一代未成年人，下一代成年後負責撫養上一代老人，可以有效地抵禦個人的養老風險。這就是傳統的養兒防老。
如今，家庭養老突破養兒防老的歷史局限。家庭作為一種經濟組織，參與到市場競爭中，以代際投資的方式實現市場養老，以及家庭財富的傳承與增值。比如，有些家長為已工作的子女購買房產提供首付款，月供由子女支付。這相當於用家庭的力量，即兩代人的財富購置房產。這房產可供年輕人居住，也可供老人養老。
英國經濟學家、數學家弗蘭克·拉姆齊研究的是跨時資源的分配，即家庭應該將多少分配給消費以產生當前效用，多少應該儲蓄起來並投資下一代，從而產生未來的效用。這就是拉姆齊模型。美國經濟學、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彼得·戴蒙德提出資本增長黃金定律，該定律認為自由市場經濟只有在代際交疊模型中才能達到帕累托最優。
按照上述兩位經濟學家研究，資源在家庭代際中分配才能實現最優配置。如不考慮其他因素，以家庭為組織進行代際資源配置，是最優的養老模式。與個人養老相比，家庭代際模式抗風險能力更強，且更具生命力。以上述兩代人購房為例，若沒有下一代年輕人信用擔保，上一代人或許因年齡大而無法獲得銀行貸款，從而失去購置房產的機會，導致老來無房。
家庭代際模式最關鍵是對未來的投資。一筆家庭基金，用於當下的汽車消費，還是用於兒女對教育費用，會產生不同的結果。隨着經濟持續增長，生育的機會成本上升，家庭普遍傾向於少生育、重教育。家庭從少生轉向優生，國家從人口紅利轉向人力資本，經濟從數量型增長轉向效率型增長。在少子化、老齡化的進程中，家庭是決定國家、經濟與社會轉型成功與否的最基礎的部門，也是最為敏感的部門。因此，解決老齡化問題，或是經濟轉型升級問題，國家應更關注家庭部門的效率與感受，給家庭提供更多的養育、養老福利。比如，政府可以降低以家庭為單位的所得稅繳納額度，提高家庭生育的福利水平。
3、政府養老
當然，家庭養老與市場養老都面臨市場風險，政府養老是抵禦風險的最後一道屏障。國家設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補上社會的「短板」，給自由競爭中的弱勢群體提供保障。市場養老、家庭養老和政府養老，應當相互補充，各取所長。尤其要注意的是政府養老中的道德風險，避免弱勢保障條款演變為福利主義與大鍋飯心態。福利政策提供的經濟保障，旨在促進經濟自由，而非損失經濟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