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與義工朋友探訪公屋。其中一家不足三十平米的房子，住着祖孫三代。客廳兼作卧室，擺着一張上下鋪，年過九旬的婆婆熱情地招呼我們。一個神情有點異樣的女孩呆坐在唯一的椅子上吃西瓜，一位黑瘦的老者默默站在窗邊──義工告訴我，老者是婆婆的兒子，當漁民；女孩是孫女，有智障。我們一進來，小屋立馬顯得擁擠不堪。婆婆說自己耳朵聾了，但老人臉上一直笑盈盈的，幾次請我們坐床上，我不好意思坐，將帶去的禮物袋送給老人，老人從床下取了盒椰奶給我。我再三推阻，老人追到樓道塞給我，朋友說拿着吧，婆婆一片心意。走到樓梯口，老人還站在樓道朝我招手……那盒椰奶我直到今天都捨不得喝，不忍心喝。擺在辦公桌上，每每看見就心痛。
祖孫三代住着上下鋪房子，九十多歲還要照顧沒有自理能力的孫女……就這樣，他們在香港還算是不錯的，因為有公屋可住。街頭樹蔭下坐着的那些老人，平靜的表面背後有怎樣的苦楚？
香港作為一個發達經濟體，看起來光鮮亮麗，但總感覺哪裏不對頭，隱藏着一種不健康狀態。
社會結構的不健康──經濟上，產業單一、轉型困難、人才流失；民生上，分配不均、貧富懸殊，看病難住房難；社會形態上，階層固化，上流停滯。而資本仍然在不停賺取最大利益。疫情之下，許多公共行業應對的唯一措施就是加價。
群體心態的不健康──普通百姓為生計所困，沒法享受快樂心情，不敢抱有人生夢想，年輕人無望絕望；政客熱衷街頭抗爭、議會拉布；管治者庸碌無為，抱持打工心態，信奉少做少錯不做不錯；醫界極度排外，立場凌駕人道主義；師者不行傳道授業解惑之本分，部分學生罔顧道義為恐襲者行悼念禮，網絡充斥偏激仇恨……
不健康的病根，在於不合理的社會政治經濟利益格局，在於僵化的管治理念和管治機制，在於功利化的文化價值觀。國際智庫羅馬俱樂部（The Club of Rome）創辦人Aurelio Peccei曾說，任何的進步（不論是科學進步還是其他進步），如果它不同時使道德、社會或政治也取得進步，那就毫無價值可言。「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並非指以固化的認知維持香港的資本主義，教條地延續自由放任的經濟邏輯和單一固化的經濟結構永遠不變，甚至迷信英國人留下來的一切。不能與時俱進以動態思維深入領會「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和創造力，不進行任何改革，任由資本主義制度缺陷放大扭曲變形，社會關係失去應有的「人與人的屬性」，異化為「物與物的屬性」，使社會充滿功利的味道，為金錢所使，為利益所趨，失去了情懷夢想操守。
早在一八六七年馬克思就指出：「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Capital comes dripping from head to foot, from every pore with blood and dirt）。一百五十年後，在一個號稱現代發達的地方，資本原始的醜陋與血腥仍未褪去。
如何解決這個病症？──以國之所長，補香港所需。將「一國兩制」之下香港這一制，注入「人民」元素。
人民性是中國共產黨精神品格最根本的屬性。這個百年大黨不斷壯大、歷久彌新的「不老秘笈」就在於──人民至上。一切來自人民依靠人民為了人民（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鄧小平說「我是人民的兒子」，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作為制定政策和作出決斷的出發點和歸宿；習近平說「我將無我，不負人民」，「我的執政理念，概括起來就是：為人民服務，擔當起該擔當的責任」，「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只有理解這個政黨的人民屬性，才能明白為什麼她能夠使六億人脫貧並過上好日子；才能明白為什麼她能從一窮二白走到世界舞台中央；才能明白為什麼她能夠舉國辦大事，飛天上星辰、蛟龍入大海，面對抗疫這個全球性難題，率先控制疫情率先恢復經濟……才能明白百年慶典上，當偉人講到「任何想把中國共產黨同中國人民分割開來、對立起來的企圖，九千五百多萬中國共產黨人不答應，十四億多中國人民也不答應」時，全場熱烈鼓掌歡呼，那是發自內心的呼應！
香港這一制，不是簡單意義的「資本主義制度」，它是一國當中的「兩制」之一，國家主體秉持的人民至上理念亦應成為香港治理的首義。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亦應作為特區良政善治的目標，想市民之所想，急市民之所急，憂市民之所憂。立一個港版的奮鬥目標，來一場港版的扶貧攻堅戰、港版的深化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