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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被萬物/物價剪刀差暗含的危機(下)\西澤研究院院長 趙 建

  圖: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減少國企的壟斷程度,引導民營資本有序介入,才能逐漸減少PPI與CPI剪刀差對經濟產生的不利影響。

創歷史新高的PPI-CPI剪刀差,直接原因是基數錯位,去年CPI(消費物價指數)高、PPI(生產物價指數)低,以及貨幣大放水下投機盤對大宗的炒作做多。而市場化程度較高的下游消費品價格,則能保持相對的平穩。但長期的高剪刀差暗含着潛在的結構性危機,是過度依賴投資和債務刺激生產資料需求,卻無法形成有效供給(大量的形象工程、鬼城等)的表現。反映了最近幾年佔據上游影響PPI的國企與佔據下游受制於CPI的民企之間的矛盾,也反映出總需求在邊際上對外迴圈的高度依賴(供需兩頭在外)。

文接13日A16版:

目前宏觀管理層面產生了一個巨大的問題:用總量的需求刺激(投資+債務),不斷掩蓋結構性扭曲帶來的潛在危機。這樣的結果就是,生產資料市場價格波動巨大,通脹與通縮間歇性發生;同時市場化的製造業實體企業利潤不斷被擠佔,國企和地方平台由於預算軟約束則可繼續高歌猛進,債務膨脹。下游消費端則由於市場化程度較高,競爭較激烈,且無論是產權還是市場地位,皆較上游企業弱,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無法轉嫁成本,導致CPI處於一個穩定萎靡狀態。

然而,這並不意味着CPI長期走低,通貨膨脹將是未來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典型特徵之一。對於消費品價格,無論是體感溫度還是統計指標,這些年一直是穩步攀升。當然沒有PPI波動那麼大,但總體上人們的生活成本是在不斷提高。這意味着,中國經濟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是以長期滯脹為代價。而不斷背離的PPI-CPI剪刀差,則是滯脹的一個統計反應。當前來看,後疫情階段,中國經濟的復甦基礎並不強,對外循環即商品出口和大宗資源類商品進口的依賴還較大。全球大放水導致大量投機頭寸形成,這些資金對炒作大宗商品,引起「萬物暴漲」,中下游企業苦不堪言。

民企生存環境嚴峻

問題是,為何上游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傳遞不到下游,技術性的解釋有很多,比如時滯等。但需要回答的一個關鍵問題是,為何需求寬鬆政策,只在上游生產資料市場形成需求,但在下游消費品的需求刺激並不明顯。通俗的說,貨幣信貸寬鬆放的水流到了哪裏,是停留在國企、銀行、地方國企,抑或是某一部分人手中,還是惠澤了大部分人。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從這裏,我們需要看到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四重扭曲,這是PPI-CPI剪刀差反映的本質問題:

1)宏觀產權結構的扭曲。國有企業的國有產權,與民營企業的私有產權之間的比例結構,供給側改革是提升前者比重的。上游在進行供給側改革後,經營不規範的民企大批被清理,行業集中度提高,價格壟斷能力增強,當上游價格上漲時比較強勢,但中下游民營企業議價能力弱,加上競爭比較激烈,很難轉嫁價格上漲成本給消費者。這是剪刀差所反映的第一層結構扭曲。

2)總供需結構的扭曲。現代經濟的迂迴生產模式,導致上下游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之間的傳導鏈條過長,要素市場、商品市場、貨幣市場、信貸市場之間無法同時達到均衡,總供需形成的均衡也出現扭曲。投資可以立即在要素市場、生產資料市場形成需求,也通過提高就業和工資提升可支配收入在下游消費品市場形成需求。

但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依靠投資刺激主要形成對要素市場的需求,因此會直接帶來PPI的上漲,然後進一步在投機資金的炒作下過度上漲,但對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卻是「涓滴效應」的;二是在迂迴生產模式下,投資形成了總需求,但無法形成有效的總供給,即消費品供給的提高,因為資本品轉化為下游消費品的供給能力需要時間,而且一些基建投資根本無法形成下游消費品供給,比如大量的形象工程,鬼城等。其結果先是出現PPI大幅上升CPI相對萎靡的剪刀差,繼而經過一段時間後,由於前期的無效投資無法形成消費品供給,導致形成PPI大幅下降而CPI高企的反向剪刀差。

3)內外循環結構的扭曲。PPI-CPI剪刀差反應的也是雙循環結構的扭曲。概括的說,PPI關聯外循環即進口市場,主要是上游國企對大宗商品和能礦資源的進口;CPI關聯內循環即國內市場,但下游消費品企業與外循環也關聯密切,中國向全球出口大量的消費型日常用品。PPI-CPI形成的滯脹格局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兩頭在外──上游的原材料和技術,與下游的終端需求都依賴外循環,而且定價能力較弱,既不能對進口資源類大宗商品和卡脖子技術進行定價,也不能將上游的成本轉嫁到海外市場。

4)財富分配結構的扭曲。PPI上漲提高了國企壟斷與金融資本的利潤和資產價格,但依賴CPI的下游中小民企卻很難受益,甚至利潤減少和虧損,這樣就進一步拉大了收入和財富差距。下面我們會進行詳盡分析。

貧富差距逐步加深

三、PPI-CPI剪刀差拉大了上下游產業的收入和財富差距,共同富裕需要通過市場經濟深化結構性改革

PPI-CPI剪刀差代表着利潤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兩個不同領域的分配。生產資料或上游產業大部分是國企,加上大宗商品具有金融屬性,也聚集着大量的金融資本。可以說,PPI的背後是國有資本和金融資本;而CPI,作為日常消費用品,吃喝住行的生活資料,這些領域的供給者絕大多數是民企和中小企、個體戶,市場化程度較高,競爭非常激烈。

當PPI上漲時,國有資本和金融資本大幅受益,賺得盤滿缽滿。如果CPI無法將PPI的成本消化,下游的眾多民企和中小企業的利潤就被大幅擠壓。這時,財富分配將會發生分化,國有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利益群體的財富將會大幅增值,而相反中小民企的利潤和財富則很難增加,甚至會部分縮水。這樣財富和收入差距就進一步拉大了。

上游生產資料市場與下游生活資料市場成為兩個分割的市場,在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傳遞並不通暢,主要原因是產權地位的差別:上游生產資料市場被國企壟斷,但下游生活資料市場卻是競爭最充分的領域,由數量眾多的中小民企、個體戶組成。這種體制上的非對稱結構導致利潤在產業鏈上的分配也不平衡。當PPI大漲而CPI相對萎靡的時候,國企與金融資本的盈利和財富則會大幅提高,中小民企利潤由於無法提高CPI而無法提升,甚至會出現減少和虧損。

金融資本與上游生產資料的金融化,以及上游產業的重資產和高資本密集度,也是造成貧富分化的重要原因。PPI上漲的階段,也是利率下行與周期股重新估值的周期,此時資本的價值會大幅提高,做多大宗商品的金融資本收益也會大幅提升。而相對來說,下游消費品的中小民營企業,一是並非重資產企業,也很難在資本市場上市,無法享受到利率下降帶來的資本估值紅利;二是他們一般是實體產業資本,也很難獲得大宗商品市場牛市的資本利得。

因此要認識到中國PPI-CPI剪刀差長期存在帶來的負面影響及背後隱含的結構性危機,其周期性波動不僅嚴重影響了總量的穩定性,還在嚴重損耗着中國的產業結構和分配結構,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

認識到這一點,需要逐漸擺脫以政府和銀行信貸資本主導的投資驅動模式,通過減稅讓利的方式提高中小民企的利潤和實體經濟的收益率,引導資本流入實體經濟,而非異化為投機資本在金融市場興風作浪。大力發展充分帶動就業的民營經濟與實體經濟,才能更好的形成有利於改善貧富差距、有利於走向共同富裕的分配體制。

另外,還是要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減少國企的壟斷程度,引導民營資本有序介入,才能逐漸提高生產資料市場的深度和價格彈性,進而緩釋PPI周期性波動與減少PPI-CPI剪刀差對經濟的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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