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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評世界/美外交團隊的致命弱點\周德武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最近撰文,稱他與美國總統拜登共進午餐後心情變得十分沉重,他的直覺告訴自己,拜登搞定了西方盟國,但無力團結自己的國家。弗里德曼憂慮,2024年的美國大選還能不能和平移交權力。

在筆者看來,且不論拜登是否能夠彌合國內的分歧,所謂拜登搞定西方盟國的判斷也是值得高度懷疑的。表面看,俄烏戰爭爆發後,西方國家表現出空前的團結,也讓北約「起死回生」,但時間絕對不是拜登的朋友。俄烏戰爭看不到盡頭,不僅歐盟內部圍繞對俄的下一步制裁出現激烈的爭吵,而且法德與美英等國圍繞如何與普京進一步打交道方面也漸露分歧,如果這場戰爭打到冬天,缺油少(天然)氣的歐洲老百姓如何度日都是一大問題,這可不是幾個政客嘴上喊着與俄羅斯脫鈎就能輕易實現的。更何況在戰爭問題上,美英往往與法德搞不到一起,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就是典型的例子,也是從那一次開始,冷戰後的國際秩序遭到無情破壞,國際法的「破窗效應」持續強化,以致侵略一國的主權可以隨便找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紐約時報》6月5日發表了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彼得·貝納特文章,認為拜登政府的外交團隊是一個「小集團」,不僅理念相同,且過去都是老朋友,減少了爭奪地盤帶來的摩擦,團結是他們的優勢,但也構成了致命的弱點,即陷入了「群體思維」,犯了決策大忌,失去了應有的觀點碰撞和糾偏的機會。

美國外交團隊屬於傳統建制派,竭力維護軍工複合體的利益,同時視中國為強大的對手。正是在這個理念的驅動下,美國陷入了同時面對中俄兩個強大對手的戰略尷尬。這些外交領域的建制派,無論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均以零和思維定義國家間關係。特朗普時期,美對華發動了貿易戰,傷敵一千自損八百。人們本以為拜登上台之後會很快就對華關稅政策進行調整,但一年半過去了,拜登還在延續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令美國商界極度失望。中國領導人早在3月就向拜登指出,中美關係之所以在低谷徘徊,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兩國高層達成的共識,在美國得不到落實,換句話說,拜登手下的官員根本不聽總統的。據報道,拜登對身邊官員時不時糾正他的「口誤」感到憤怒,提醒下屬他才是真正的美國總統,而不是一個木偶。

美國對華加徵的關稅於今年7、8月將陸續到期,拜登這一次有意甩開「小集團」,取消部分對華關稅,畢竟美國通貨膨脹的壓力實在太大了。《紐約時報》報道,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農業部長維爾薩克均反對取消對華關稅,而財長耶倫、商務部長雷蒙多則認為,調整關稅對企業和消費者有好處。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奧巴馬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弗曼估計,取消所有對華關稅將會使消費者物價指數下降0.5%。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辛格說得非常直白,雖然保留對華關稅可能創造了對華談判的籌碼,但他們並不能達到戰略目的,尤其是「無關加強關鍵供應鏈和支持國家安全的產品」,「為什麼我們對自行車、服裝和內衣去徵收關稅呢?」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6月5日在接受CNN採訪時承認,拜登總統已經下令研究取消部分對華關稅,主要涉及日用品,而對中國的鋼鋁產品仍將保持關稅,以保護美國工人及鋼鐵業的利益。

美國對華關稅政策的分歧被媒體曝光,也是政府內鬥的延伸及具體反映。財政部和商務部更多地代表了華爾街及美國商界的利益,對美國經濟和金融危機的感受更加深切,也深知與中國進行宏觀政策協調的重要性,這與外交與國安團隊「小集團」的利益存在衝突,這些人均從「經濟考量安全化」的思維出發,將一切經濟活動置入國家安全的視角,大大增加了經濟運行的成本和代價。

外交與國安團隊是總統的重要智慧源泉,他們的視野和思維影響着總統的政治格局,對大國關係的走向起着十分重要的導向作用。這不由讓人懷念起基辛格、斯考克羅夫特這些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來。無論是70年代打破中美關係的堅冰,還是九十年代初中美關係從低谷中走出,這些人都發揮了關鍵作用。但時過境遷,特朗普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是換得最頻繁的,從弗林至麥克馬斯特,從博爾頓到奧布萊恩,均是中美關係惡化的推手,而拜登的國安團隊雖相對穩定,但迄今看不出給拜登出了什麼妙招,拜登的支持率一路走低也就不足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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