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最近撰文，稱他與美國總統拜登共進午餐後心情變得十分沉重，他的直覺告訴自己，拜登搞定了西方盟國，但無力團結自己的國家。弗里德曼憂慮，2024年的美國大選還能不能和平移交權力。
在筆者看來，且不論拜登是否能夠彌合國內的分歧，所謂拜登搞定西方盟國的判斷也是值得高度懷疑的。表面看，俄烏戰爭爆發後，西方國家表現出空前的團結，也讓北約「起死回生」，但時間絕對不是拜登的朋友。俄烏戰爭看不到盡頭，不僅歐盟內部圍繞對俄的下一步制裁出現激烈的爭吵，而且法德與美英等國圍繞如何與普京進一步打交道方面也漸露分歧，如果這場戰爭打到冬天，缺油少（天然）氣的歐洲老百姓如何度日都是一大問題，這可不是幾個政客嘴上喊着與俄羅斯脫鈎就能輕易實現的。更何況在戰爭問題上，美英往往與法德搞不到一起，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就是典型的例子，也是從那一次開始，冷戰後的國際秩序遭到無情破壞，國際法的「破窗效應」持續強化，以致侵略一國的主權可以隨便找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紐約時報》6月5日發表了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彼得·貝納特文章，認為拜登政府的外交團隊是一個「小集團」，不僅理念相同，且過去都是老朋友，減少了爭奪地盤帶來的摩擦，團結是他們的優勢，但也構成了致命的弱點，即陷入了「群體思維」，犯了決策大忌，失去了應有的觀點碰撞和糾偏的機會。
美國外交團隊屬於傳統建制派，竭力維護軍工複合體的利益，同時視中國為強大的對手。正是在這個理念的驅動下，美國陷入了同時面對中俄兩個強大對手的戰略尷尬。這些外交領域的建制派，無論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均以零和思維定義國家間關係。特朗普時期，美對華發動了貿易戰，傷敵一千自損八百。人們本以為拜登上台之後會很快就對華關稅政策進行調整，但一年半過去了，拜登還在延續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令美國商界極度失望。中國領導人早在3月就向拜登指出，中美關係之所以在低谷徘徊，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兩國高層達成的共識，在美國得不到落實，換句話說，拜登手下的官員根本不聽總統的。據報道，拜登對身邊官員時不時糾正他的「口誤」感到憤怒，提醒下屬他才是真正的美國總統，而不是一個木偶。
美國對華加徵的關稅於今年7、8月將陸續到期，拜登這一次有意甩開「小集團」，取消部分對華關稅，畢竟美國通貨膨脹的壓力實在太大了。《紐約時報》報道，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農業部長維爾薩克均反對取消對華關稅，而財長耶倫、商務部長雷蒙多則認為，調整關稅對企業和消費者有好處。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奧巴馬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弗曼估計，取消所有對華關稅將會使消費者物價指數下降0.5%。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辛格說得非常直白，雖然保留對華關稅可能創造了對華談判的籌碼，但他們並不能達到戰略目的，尤其是「無關加強關鍵供應鏈和支持國家安全的產品」，「為什麼我們對自行車、服裝和內衣去徵收關稅呢？」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6月5日在接受CNN採訪時承認，拜登總統已經下令研究取消部分對華關稅，主要涉及日用品，而對中國的鋼鋁產品仍將保持關稅，以保護美國工人及鋼鐵業的利益。
美國對華關稅政策的分歧被媒體曝光，也是政府內鬥的延伸及具體反映。財政部和商務部更多地代表了華爾街及美國商界的利益，對美國經濟和金融危機的感受更加深切，也深知與中國進行宏觀政策協調的重要性，這與外交與國安團隊「小集團」的利益存在衝突，這些人均從「經濟考量安全化」的思維出發，將一切經濟活動置入國家安全的視角，大大增加了經濟運行的成本和代價。
外交與國安團隊是總統的重要智慧源泉，他們的視野和思維影響着總統的政治格局，對大國關係的走向起着十分重要的導向作用。這不由讓人懷念起基辛格、斯考克羅夫特這些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來。無論是70年代打破中美關係的堅冰，還是九十年代初中美關係從低谷中走出，這些人都發揮了關鍵作用。但時過境遷，特朗普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是換得最頻繁的，從弗林至麥克馬斯特，從博爾頓到奧布萊恩，均是中美關係惡化的推手，而拜登的國安團隊雖相對穩定，但迄今看不出給拜登出了什麼妙招，拜登的支持率一路走低也就不足為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