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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事/消失於硝煙中的戰地記者方大曾(上)\屈穎妍

  圖:方大曾攝影作品關注生活在底層的百姓現狀。

經歷過二○一四年非法「佔中」和二○一九年「黑暴」,大家一定明白真相有多重要,而報道真相、留住真相、廣傳真相,甚至將真相紀錄成歷史,靠的,就是記者。

從前,記者有無冕皇帝稱號,大家用「鐵腳、馬眼、神仙肚」來敬佩記者,但自從蘋果日報出現,改變了傳媒生態、改變了記者的做事手法、改變了新聞的價值觀,令香港人開始害怕記者,甚至鄙視記者。我作為一個傳媒人,也是曾經的前線新聞工作者,看到社會大眾對記者漸漸失去尊重,實在可悲。

六月十二日,我參加了大公報一百二十周年報慶活動,當天除了冠蓋雲集,最讓我印象深刻,是現場的展板。那些展板,簡介了大公報這份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報紙,亦是全世界連續出版時間最長的華文報紙所走過的路。而毛澤東主席著名的一幅親筆題字:「為人民服務」,原來就是送給大公報的。

在當天的展板中,我看到八個文章救國的故事,原來,抗戰期間,大公報有很多戰地記者,以筆和攝影機,出生入死,在烽火連天中記錄歷史。有記者甚至跟隨紅軍長征隊伍,沿途報道。

其中一位展板中介紹的大公報記者,就是在「七七事變」後第一個抵達現場的中國記者,而他,就是我今天想同大家分享的故事主角。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向河北省的盧溝橋發動進攻,國民政府第二十九軍奮力抵抗,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正式開打。

打仗,從來都有兩個角度,在中方影過去,跟日軍那邊影過來,可以是完全不同的畫面,所以,戰地記者好重要,要令世界知悉日軍侵華的真相,就要靠穿梭於戰場的記者。

於是,「七七事變」開始後三日,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一個住在北平、身材高大的青年,背着相機,拿着記者證,走出家門,隻身穿越一路的炮火,來到盧溝橋一帶。

到埗才發現,日軍已將戰場封鎖,在盧溝橋外圍了個大圈,不讓中國記者進入。因為這年輕人手持的是印有中英文字樣的證件,在接受了一小時盤查後,日軍終於放行。根據國際公約,記者和醫生在戰爭中是可以得到保護,通行無阻的。於是,這位年輕人就成了盧溝橋事變後第一個抵達現場的新聞記者,也是唯一親身記錄「七七事變」的中國記者,他的名字叫──方大曾,他寫戰地報道的筆名叫「小方」,他用手上的相機和鋼筆,記錄了中國現代史上最重大時刻,向世界發出了關於「七七事變」的第一篇戰地報道。

方大曾當時是中外新聞學社及全民通訊社的攝影記者,亦是大公報戰地特派員,他經常隻身遠赴前線採訪,然後將照片和文字報道交給各大媒體。

當年,方大曾拍下了日軍侵略的暴行,寫成著名報道《盧溝橋抗戰記》,除了在報紙刊登,也在上海《世界知識》雜誌、《良友》雜誌、英國的《倫敦新聞畫報》等國內外媒體發表,這些圖片和文字,從此成為非常珍貴的歷史資料。

一九一二年,方大曾出生於北京一個家境很好的家庭,父親是外交官。小學時,母親用七個大洋買了部照相機給方大曾,從此,相機便成了他形影不離、患難與共的好夥伴。

方大曾鏡頭下的影像總是與別不同,那個年代,能擁有相機,當然會用來拍漂亮照片,或者風花雪月題材。但方大曾就剛剛相反,他喜歡真實、樸素的畫面,例如拉黃包車的車夫,做苦力的工人,故他的作品別樹一格,亦為時代留下很多當年中國真實的勞苦大眾畫面。

為了方便曬相,方大曾在家中院子角落以木搭建了一間黑房,每次出差回來,都會躲在黑房沖曬,也因如此,他好多作品都留了在家,並得以傳世。

後來,方大曾更拿着照相機在大江南北奔走,隨軍打仗,吃盡苦頭,但他的鏡頭也為後世人記錄大量戰爭真相。

方大曾在中法大學唸經濟系,畢業後到報社工作,因為英語出色,相片常被外國媒體收錄。一九三六年,方大曾去了天津當大公報記者,從此更加忙碌。

去盧溝橋前線採訪,其實並不是方大曾第一次單人匹馬赴戰場。根據妹妹方澄敏回憶,在「九一八」事變後,哥哥就天天東奔西跑,永遠都在旅途中,他總是帶着一把雨傘、一條毛毯、一個背包、一部照相機,就離家出發採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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