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過二○一四年非法「佔中」和二○一九年「黑暴」，大家一定明白真相有多重要，而報道真相、留住真相、廣傳真相，甚至將真相紀錄成歷史，靠的，就是記者。
從前，記者有無冕皇帝稱號，大家用「鐵腳、馬眼、神仙肚」來敬佩記者，但自從蘋果日報出現，改變了傳媒生態、改變了記者的做事手法、改變了新聞的價值觀，令香港人開始害怕記者，甚至鄙視記者。我作為一個傳媒人，也是曾經的前線新聞工作者，看到社會大眾對記者漸漸失去尊重，實在可悲。
六月十二日，我參加了大公報一百二十周年報慶活動，當天除了冠蓋雲集，最讓我印象深刻，是現場的展板。那些展板，簡介了大公報這份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報紙，亦是全世界連續出版時間最長的華文報紙所走過的路。而毛澤東主席著名的一幅親筆題字：「為人民服務」，原來就是送給大公報的。
在當天的展板中，我看到八個文章救國的故事，原來，抗戰期間，大公報有很多戰地記者，以筆和攝影機，出生入死，在烽火連天中記錄歷史。有記者甚至跟隨紅軍長征隊伍，沿途報道。
其中一位展板中介紹的大公報記者，就是在「七七事變」後第一個抵達現場的中國記者，而他，就是我今天想同大家分享的故事主角。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向河北省的盧溝橋發動進攻，國民政府第二十九軍奮力抵抗，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正式開打。
打仗，從來都有兩個角度，在中方影過去，跟日軍那邊影過來，可以是完全不同的畫面，所以，戰地記者好重要，要令世界知悉日軍侵華的真相，就要靠穿梭於戰場的記者。
於是，「七七事變」開始後三日，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一個住在北平、身材高大的青年，背着相機，拿着記者證，走出家門，隻身穿越一路的炮火，來到盧溝橋一帶。
到埗才發現，日軍已將戰場封鎖，在盧溝橋外圍了個大圈，不讓中國記者進入。因為這年輕人手持的是印有中英文字樣的證件，在接受了一小時盤查後，日軍終於放行。根據國際公約，記者和醫生在戰爭中是可以得到保護，通行無阻的。於是，這位年輕人就成了盧溝橋事變後第一個抵達現場的新聞記者，也是唯一親身記錄「七七事變」的中國記者，他的名字叫──方大曾，他寫戰地報道的筆名叫「小方」，他用手上的相機和鋼筆，記錄了中國現代史上最重大時刻，向世界發出了關於「七七事變」的第一篇戰地報道。
方大曾當時是中外新聞學社及全民通訊社的攝影記者，亦是大公報戰地特派員，他經常隻身遠赴前線採訪，然後將照片和文字報道交給各大媒體。
當年，方大曾拍下了日軍侵略的暴行，寫成著名報道《盧溝橋抗戰記》，除了在報紙刊登，也在上海《世界知識》雜誌、《良友》雜誌、英國的《倫敦新聞畫報》等國內外媒體發表，這些圖片和文字，從此成為非常珍貴的歷史資料。
一九一二年，方大曾出生於北京一個家境很好的家庭，父親是外交官。小學時，母親用七個大洋買了部照相機給方大曾，從此，相機便成了他形影不離、患難與共的好夥伴。
方大曾鏡頭下的影像總是與別不同，那個年代，能擁有相機，當然會用來拍漂亮照片，或者風花雪月題材。但方大曾就剛剛相反，他喜歡真實、樸素的畫面，例如拉黃包車的車夫，做苦力的工人，故他的作品別樹一格，亦為時代留下很多當年中國真實的勞苦大眾畫面。
為了方便曬相，方大曾在家中院子角落以木搭建了一間黑房，每次出差回來，都會躲在黑房沖曬，也因如此，他好多作品都留了在家，並得以傳世。
後來，方大曾更拿着照相機在大江南北奔走，隨軍打仗，吃盡苦頭，但他的鏡頭也為後世人記錄大量戰爭真相。
方大曾在中法大學唸經濟系，畢業後到報社工作，因為英語出色，相片常被外國媒體收錄。一九三六年，方大曾去了天津當大公報記者，從此更加忙碌。
去盧溝橋前線採訪，其實並不是方大曾第一次單人匹馬赴戰場。根據妹妹方澄敏回憶，在「九一八」事變後，哥哥就天天東奔西跑，永遠都在旅途中，他總是帶着一把雨傘、一條毛毯、一個背包、一部照相機，就離家出發採訪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