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導致勞動參與率降低，部分人群退出勞動力市場，而這部分人並未被統計為失業人口中，某程度上低估了中國失業率。有觀點認為，本輪疫情對失業的影響大於2020年初疫情。但事實上，2020年初城鎮調查失業率或未完全考慮農村外出務工人員下降的影響，而經過調整後的城鎮調查失業率顯示，本輪失業狀況整體上好於2020年初疫情。
雖然整體就業壓力小於2020年初疫情，本輪大城市和青年人結構性就業壓力特徵或更為明顯，主要群體是青年農民工和高校畢業生。青年人失業率上升幅度大於整體走勢並非中國獨有的現象，數據顯示，近20年來全球整體失業率有兩次明顯的上升：一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二是新冠疫情。兩次都造成整體失業率上升，青年人失業率的上升幅度都要高於整體，而且青年人失業率似乎並未在疫情緩解後隨着整體失業率下降，反而繼續上揚。
導致青年人結構性就業壓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們的就業集中在受疫情直接影響更大的行業。在2020年，中國16至24歲就業人員較整體偏向程度最高的兩個行業分別是住宿餐飲業（13%）、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9%），而整體分布水平分別為6%、5%，這兩個行業恰好是受到疫情直接影響較大的服務業。
導致青年人結構性就業壓力的另一個因素，可能來源於疫情對高校畢業生求職就業的影響。從智聯招聘公布的CIER指數來看，第一季高校畢業生CIER指數為0.71，創疫情後新低，且與整體指數差距拉大。面對疫情，一方面，企業相對於裁員更傾向於收縮招聘，這對於缺乏工作經驗的高校畢業生來說影響更甚；另一方面，裁員補償通常與工作年限掛鈎，例如《勞動合同法》規定了N+1補償（工作年限+1個月工資補償），這會使企業解除工作年限較短員工的勞動合同成本低於工作年限較長的員工。
疫情造成青年人下調就業預期。智聯招聘公布的調研數據顯示，2022屆畢業生的平均期望月薪為6295元（人民幣，下同），低於2021屆的6711元；截至今年4月中旬，在有求職計劃的應屆畢業生中，46.7%已經收到通知，15.4%已簽署合約，較2021年的62.8%和18.3%為少。
除了失業率上升，青年人就業充分性也下降。譬如，美國16至24歲青年人未充分就業的比例由疫情前（2019年春季）的15%，上升到疫情後（2020年春季）的35%，而美國25歲以上人群未充分就業的比例由疫情前的6%上升至疫情後的18%。對於中國來說，2020年疫情後網約車新增司機的比例中，上升最多的是20至29歲青年人。這固然體現出數字經濟對於就業的拉動作用，但也從側面反映疫情影響下，青年人的就業充分性有所下降。
相比本科生，專科生的就業面臨更大壓力。專科生的升學選擇總體上少於本科生，根據麥可思《2021年中國高職生就業報告》和《2021年中國本科生就業報告》，2020屆專科生專升本的比例為15.3%，低於本科生讀研的比例（18%）。
專科生的專業和就業或更為集中於受疫情影響更大的行業。2020屆專科生畢業半年仍未就業的比重為9.1%，高於地方本科院校畢業生（5.7%）和「雙一流」院校畢業生（2.7%）；自由職業和創業的比重也高於後兩者。
筆者認為，政府可考慮推出針對性措施，三管齊下緩解青年就業壓力：
一、推出針對性扶持措施
首先，針對性扶持受到疫情影響更大和青年人就業集中的行業。5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六方面33條穩經濟一籃子政策措施，包括退減稅、緩繳社保、加大留工培訓補助、擴崗補助等財政政策，增加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額度和支持比例、延期部分貸款還本付息等金融政策，都旨在保住市場主體，從而吸納青年人就業。尤其是針對受到新冠疫情影響更大的行業和小微企業的社保緩繳，都有助於針對性地支撐青年人就業。
二、增加社會工作等崗位
其次，增加衞生、社會工作等公益性崗位。這類措施在2020年疫情時已經有所體現，該年衞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就業佔整體城鎮單位就業比重為6.2%，較2019年提升0.3個百分點，若簡單按照這個比例推算整體城鎮就業，增量規模約203萬。筆者預計，在今年常態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此類公益性崗位的增量規模或不會低於2020年，這有助於緩解青年就業壓力。而且醫藥衞生是高職畢業生人數排名第三的專業，結構上也能較好對應。
三、提供升學和培訓補貼
最後，對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青年人擴大升學規模和提供職業技能培訓補貼。如果青年人退出勞動力市場的同時仍在繼續參加教育或培訓，就能持續提升其人力資本，避免產生長期的人力資本損失。
（鄭宇馳、張文朗均為中金公司分析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