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我與大公報」欄目，得知大公報已創刊一百二十周年，經歷數代人；到郵局寄信，猛然看到牆上張貼着香港郵政發行大公報創刊一百二十周年特別郵票的海報，一時感觸萬千，回憶的河水迅速倒流。其他方面我不敢說，如果說起與大公報的文字緣，我倒是有點資格。
如果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算起，與大公報的文字緣分，已逾四十年。
一九七二年，我和妻子剛剛踏上香港這塊福地，人生地疏，舉目無親，工作無着，心情彷徨；於是業餘寫稿，聊以自慰。我很希望以文字的突破來改變命運，花了好幾年，日以繼夜地拚命，陸陸續續寫成了二十幾萬字的長篇小說《出洋前後》。一九七八年大膽寫了一封自薦信，將整部書稿寄到大公報副刊，出乎意料地很快收到編輯部即將連載的回覆，令我驚喜萬分。這部小說連載了十個月。由於該書內容寫的是華人出洋的血淚史，淡化政治，帶有歷史的普遍性，先後獲在香港、內地和台灣出版了三種版本。
記得香港版當時是與香港三聯書店簽約，內地版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還請老作家艾蕪寫序；台灣版前幾年由金門文化局李錫隆寫序後出版。這一切，如果不是先在大公報小說版連載的影響力，很難辦到。一家有那麼長報齡的老報紙，向一個毫無名氣的陌生小作者伸出溫暖的大手，給予關愛和支持，我無法不感動和感恩。這件事，從此鼓勵了我在文字創作路上馳騁半個世紀，大公報可說是我漫漫文學長路上的引路人。它也讓我感悟到一份歷史名報對於文學開拓、新人培育的重要。
那之後，大公報成了我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報紙。八十年代，我在三聯書店工作，書籍需要評介，我有不少評介圖書的稿件就投給大公報的「讀書與出版」副刊刊出；後來大公評論版約我寫稿，我說不擅寫政論，編輯說可以寫文化評論，這文化的涵蓋特別廣，我生怕批評得罪人或被人對號入座，當時用了「上官泰芙」這個比較特別的筆名，引起種種猜測。在該版一寫十幾年，還從中選萃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出版了《香港文化淺談》。
在評論版撰稿告一段落後，與大公報的緣分沒有中止，我開始又在每周一次的「文學」周刊、天天見報的「大公園」副刊投稿。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紀初期，紙質報紙發生骨牌效應，許多晚報停刊，存活的，報紙上的小說版或副刊也陸陸續續消失，原有五家具有影響力的文學副刊或周刊都陸續遭停刊，只有大公報的「文學」版堅持了下來。文學版的幾位編輯一直刊用我的小小說和散文，而且不時放在顯目的位置，令我受寵若驚。我很喜歡該版的編排，嚴肅活潑兼具，因此也常常把自己較為滿意的小小說投過去。這些小小說後來也成為我參賽、結集成書的重要稿源。幾任編輯認稿不認人，依然不因為我無甚大名氣而計較，實在令我感動不已。
這樣，驀然回首，世事滄桑，我在不同版面以文字結緣大公報，不知不覺竟接近半世紀了。這幾十年中，大公報館地址，也從灣仔軒尼詩道的國華大廈搬到北角健康東街的柯達大廈，再搬到香港仔田灣海旁道的興偉中心。記得在軒尼詩道是和新晚報同一座樓，交稿的時候，還見過新晚報老總嚴慶澍（名作家阮朗）。我的稿件也從原稿紙上用手書寫「進化」到電腦打字、電郵發稿。
在大公報創刊一百二十周年的日子，回顧昔日歲月如過電影，幕幕動心。那些年，我給很多報紙的副刊寫稿，沒有一家讓我這樣堅持，也許因大公報也派發到港九部分地區屋邨的關係，不少朋友常常取閱，時有打電話或發訊息來告知讀到我的文章。至於好幾位有文字來往的編輯，無論年歲多少，我都很欽佩尊敬。誰說編輯只是園丁，他們還是無私的文友和師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