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經歷，一個家庭的變遷，也反映着香港翻天覆地的變化。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和初婚的妻子攜手走過羅湖橋，來到人生地疏的香港，那時香港經濟蕭條，還遭受金融風暴襲擊，工作特別難找。我們租下佐敦道碼頭附近一棟「文」字頭大廈的一間小梗房。包租婆是潮州人，胖胖的，雖然面容慈祥，但依照香港當時流行的規矩：「有孩免問，不允煮炊」。我們除了早餐，午晚餐只好都在外面餐廳吃。那時的揚州炒飯一碟港幣兩塊八，那也不算便宜，我們到玩具廠做裝配工，日薪也不過十三到十五元。房租佔去三百元，兩個人打工所剩就無幾了。後來，經朋友介紹，我到葵涌一家印染廠做印染工，三班倒，清晨路過廟街，就常看到一些扯皮條的老鴇站在殘破的唐樓下。

現在到廟街，經歷整頓，夜街固然整齊，白天也少見這類奇景了，還在街口豎起了高大壯觀的廟街唐式牌坊。

七十年代末，我在北角馬寶道一家唐樓樓下的小小老牌出版社做「行街」，每天拎着一個○○七式公事包到港島各大小書店推銷新書，從北角乘電車，沿着英皇道、經過軒尼詩道、莊士敦道、德輔道中及西，一直到那家老牌的上海書局寫字樓所在大廈。因為電車慢行，我又得與書店負責人交談有關事宜，單是這條路線的推銷，往往就得兩天；現在有港鐵，效率加倍。那座我工作的唐樓早就夷為平地，碼頭的巴士總站，也變成了漂亮的休憩花園。

我們住所從佐敦道搬到土瓜灣，和朋友共租一層六百呎的樓宇，我的工作也由於多次參賽獲獎，助我突破困境，八十年代，我在中環找到了喜歡的編輯工作，一雙兒女也在這時期陸續出生了。有八年時間每天從土瓜灣乘渡輪到中環碼頭，在街市附近的寫字樓上班。那時中環碼頭岸上兩邊食攤林立，熙熙攘攘，後來，中環碼頭遷移，建成目前的復古式大碼頭，成為中環重要的一景。偶爾到中環走走，當年打工午餐時喜歡去大廈後巷吃魚蛋米粉、奶茶的眾多大牌檔也消失了影蹤，不留一點昔日舊痕。

八十年代末期失業兩年，妻子照顧一雙小兒女，我呢，人棄我時勿自棄，恰遇紙質報業的黃金時期，我到處寫稿，至少每天寫五個文體不同的報紙固定專欄，領取數額不少的稿酬，維持一家的生活，渡過難關。我們的居屋也從土瓜灣搬到紅磡舊碼頭附近，樓下就是維港。後來那塊土地填海建樓宇，舊碼頭搬遷到現在的黃埔花園海濱花園紅磡段，我們與碼頭似乎有緣，也再度搬家，那是二○○四年的事了，一直到現在。屋子約一百平米，不大，窗外是無敵海景，也算不容易了。

九十年代，雖然媒體因為網絡、電腦和手機的出現令社會和生活開始發生變化，但香港地鐵陸續通車了，也帶動香港經濟的飛越。我們因為憑天時、地利與人和之助，在「有人辭官歸故里」的時候，居然敢於「有人連夜趕科場」，但趕的不是科場，是文化出版的場。小小公司幾個人在十幾年的打拚期間，流汗勞累，幾乎走遍港九新界的中小學，一間間賣書，甚至「遠征」到離島。一晃就是三十年，許多同業結業了，我們貨倉也從大的搬遷到小的。香港發生了滄海桑田般的變化。寫稿的紙質報紙少了，微信成了人們生活的主要通訊工具之一，網絡替代了不少紙質報刊。

母親在我初到香港和失業時期，曾經鼓勵我「大丈夫何患無職」。「東家不打打西家」在這幾十年一直鼓勵我。雖然她去世很多年了，在我失落時，這位只有小四文化程度的家庭婦女抓住我這老兒子手時發出的鼓勵會一直回響在耳畔。這和香港那種充滿淚笑的獅子山拚搏精神是一致的，而我們一家走過的半世紀征程，實在也和香港的變化、無數家家戶戶的進步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