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爾世界盃已拉開帷幕，在英國持續熱議的一個話題，竟是東道主於賽場及周邊區域實施禁酒令，因為這喚起人們對足球流氓的那些不愉快記憶。
就在去年五月，於葡萄牙波爾圖舉行的二○二一年歐冠盃決賽，由兩支英超勁旅曼城和切爾西對陣，但比賽尚未進行，兩隊的球迷便爆發衝突、大打出手，皆因這批來自英國的球迷想在深夜喝酒，違反了當地防疫限聚令，引發他們強烈不滿進而喋血街頭。對於這些所謂球迷來說，看足球比賽不能不喝酒，而喝了酒之後又必定鬧事，輕則掛彩，重則出人命，用流氓來稱呼頗為貼切。
英國作為現代足球的故鄉，也是足球流氓的發源地。特別自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足球流氓像傳染病一樣地在全英各地蔓延，迎來新一波暴力浪潮，據統計平均每個球季都有至少二十多起大規模騷亂。在國際賽場更不乏英國足球流氓的身影，以至於人們一提起英國足球，首先想到的便是足球流氓。比如，前文提到的歐冠盃決賽鬧事，與二○一六年歐國盃小組賽的打鬥比起來，堪稱小巫見大巫，當時上千英國球迷與數百名俄羅斯球迷發生鬥毆，雙方從賽場內打到賽場外，「戰鬥」持續了三天，多人被緊急送院情況危殆，警方要動用催淚彈和水炮才能止住暴力蔓延，英國足球流氓因此更加臭名昭著。
足球流氓引發的悲劇也屢見不鮮。最著名的當屬一九八五年震驚足壇的「海塞爾球場慘案」，當時為防止足球流氓滋事，看台已被築起隔離牆、鐵絲網來疏導球迷，但仍防不勝防，英格蘭利物浦和意大利尤文圖斯的球迷如乾柴烈火，在足球流氓的挑動下，衝突全面爆發，打鬥中人群互相推擠，最終造成三十九人死亡，成為歐洲足球史上最黑暗的一天。類似的悲劇在一九八九年再度上演，英格蘭謝菲爾德的希爾斯堡球場發生擠壓和踩踏，令九十七人死亡，起因便包括警方誤以為闖入賽場的是足球流氓，從而令秩序大亂，加上球場的一些設計純粹為防範足球流氓，毫無科學性可言，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當局被足球流氓嚇怕了。
這些足球流氓究竟是什麼人？他們又為何熱衷暴力？經典電影《足球流氓》（Hooligans）提供了一個最佳視角，該片以西漢姆聯和米爾沃爾兩支球隊為故事背景，講述了英國足球的場外暴力，充斥了各種血腥的群毆場面，尤其是主人公馬特以外來者的身份，教科書般地帶領觀眾感受他如何踏上一條通往足球流氓之路。鏡頭下的那些英國足球流氓們極度真實，有血有肉，在他們看來，鬥毆不僅是感情的宣洩，也是為所謂的榮譽而戰。
正如美國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在《暴力：一種微觀社會學理論》一書所說，足球暴力的發生固然是為了尋找刺激，但這種解釋未免太過寬泛。就足球流氓身份而言，並不僅僅來自於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底層人士，還包括很多白領社會精英，他們往往在賽場中野蠻鬥毆，之後又會搖身一變，從暴徒成為紳士，排隊坐公車回家，在車上給孕婦讓座。按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在《足球流氓：高度文明化的產物》一文中指出，他們是基於對文明社會的單調、規律、無聊感到不滿足，於是渴望着那些失去的東西：不確定性、風險、本能和激情。在他們有教養的裝扮底下，潛藏着被文明面具所壓抑的野蠻，而一旦遇到合適的機會，內心的野蠻便順勢回歸。
與此同時，足球流氓又明顯殘留有幫派的傳統，像聞名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足球流氓組織，如阿森納的「槍迷」、曼聯的「紅軍」、布萊克浦的「無賴」、謝菲爾德聯的「刀鋒業務幫」等，每個團隊的首領都有自己的跟隨者，形成三十至五十人的小團隊，成員大都是十五六歲以下的年輕人，都渴望證明自己，他們組織有素，知道如何快速地小跑，何時該聚集起來集體行動，何時又該四下分散。
專門研究足球流氓的心理學家沃爾格雷夫更認為，足球流氓還有種族主義和右翼狂熱主義的印記。心理分析理論家斯拉沃熱·齊澤克在《敏感的主體》一書中也提到，足球流氓的暴力等同於新納粹光頭黨的族群暴力，兩者都是狂熱地擁抱自身的身份認同。如同英國球迷在國外時，會高唱愛國主義歌曲和口號，回到國內會用歧視性語言羞辱他人，就像去年七月的歐國盃決賽之夜，英格蘭隊在主場敗於意大利隊，憤怒的球迷用種族歧視和侮辱性言語拿三名黑人球員出氣。
這當中也有種族主義受害者，比如以上世紀七十年代西漢姆聯隊著名足球流氓首領卡斯·潘內特為原型的傳記電影《卡斯》（Cass），便講述這位被英國家庭收養的牙買加男孩成長過程中，不斷受到種族歧視的不公正對待，最終學會了使用暴力來贏得尊重的故事。運動作家大衛·哥德布拉特在《足球帝國：一窺英格蘭社會的華麗與蒼涼》一書中，也提到九十年代末改寫種族主義與足球關係的事件，當中包括了南倫敦黑人少年史蒂芬·勞倫斯的遇害。套用英國老牌體育雜誌的話說，所有憤怒、宣洩和極右政治等，不過都是以足球之名的時代社會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