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及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案件將於下月1日正式開審，日前涉案的六名壹傳媒及《蘋果日報》前高層承認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以及串謀刊印、發布、邀約發售、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等罪。傳媒報道指出，當中三人將轉任「污點證人」頂證舊老闆，意味其罪證將更加確鑿。
毫無疑問，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兩年多以來，黎智英案將是最為重要的一場審訊，這不但在於國安法之下勾結外國勢力罪行嚴重，涉及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機密，更涉及勾結外國勢力制裁國家和香港，在全世界這樣的行為都是重罪。
而且黎智英不是一般商人，而是外國勢力在香港的主要「代理人」，多年來在香港煽風點火，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官方網站「中國長安網」就曾發文點名黎智英、李柱銘、陳方安生及何俊仁四人為「禍港四人幫」，並力數其「十四宗罪」。
這些都說明黎智英案非同一般，案件能否公平、公正審訊，讓公義正義得以彰顯，事關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和權威，事關香港穩定大局，絕不能有絲毫空隙，更不能容許以各種司法程序干預、阻礙國安法實施。這些都要求法庭執行好國安法，律政司更需要積極把關，而國安法也有機制應對可能出現的極端情況，確保犯法者罪有應得。
不應允許外國大狀干涉國安案件
黎智英一方的辯護策略其實很簡單，主要是利用司法程序大打「拉布」戰，干擾及挑戰國安法，通過大量引用西方案例和條文來否定香港國安法，從而把水攪混，讓黎智英有脫罪機會。就如親反中亂港勢力的大狀當年在《禁蒙面法》一案上，就大量引用了美歐案例，否定特區政府推出《禁蒙面法》的理據，最後竟獲高院接納，頒下書面判詞指特首引用《緊急法》違反了基本法，就此制定的《禁蒙面法》也是「違憲」云云，引發了社會巨大爭議，也變相令暴徒更加有恃無恐。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禁蒙面法》一役的教訓極為深刻，這也說明了黎智英一方為何執意要聘請英國「御用大狀」，並非是因為他熟悉香港國安法的條文，能夠為審訊提供所謂有益、有建設性的觀點，而是在於其英國大狀的身份、在於其處理西方人權案的經驗，企圖以西方的法律條文和案例，去「抽秤」以至否定國安法，如果審訊最後法庭被其說動，又或被其所謂「權威」的身份影響，難保不會對國安法日後的實施和解讀造成負面影響。這才是黎智英千方百計聘請「御用大狀」的原因。
黎智英一方的另一個策略，就是不斷橫生枝節，不斷挑動爭議，炒作案件，甚至提出一些毫無理據的爭議，目的是干擾審訊，只要一次成功，難保就可以扭轉乾坤。
最明顯例子是黎智英一方近日又以案件不設陪審團為由提出「永久終止聆訊」。這個理據荒謬之極，不但香港國安法已有明文規定，「唐英傑案」也有了明確的案例，提出「永久終止聆訊」完全是無理無法無據。
香港國安法第四十六條列明，律政司司長可基於三個理由發出證書，指示相關訴訟毋須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審理，分別是基於保護國家秘密、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或保障陪審員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這三個理據都是十分清楚，黎智英本身所犯的就是勾結外國勢力罪，怎可能沒有涉外因素？怎可能沒有國家機密？如果黎智英案都不符合這三個理據，請問又有哪一個案符合？
國安公署可行使管轄權
至於不設陪審團是否違反基本法以及香港的司法公正。在「唐英傑案」中，上訴庭已表明香港國安法擁有特殊的憲法地位，而且陪審團不應假設是達至公平的唯一方式，上訴庭並指，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都沒有指明陪審團不可或缺。說明不設陪審團的法律問題已經明確及解決。在這樣情況下，黎智英一方仍要提出「永久終止聆訊」，不但是不專業的表現，更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企圖通過不斷提出各種「申請」、「程序」，拖延案件審訊，甚至是挑戰國安法權威。
黎智英一方提出的理據根本就不成立，但令人憂慮的是，在聘請英國「御用大狀」一事上，卻似有中門大開之感。早前上訴庭已駁回律政司有關上訴，之後律師司再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上訴庭日前再次拒絕批出上訴許可。這難免傳達出一個令人憂慮的信息，令外界擔心能否貫徹落實香港國安法，能否完整根據國安法條文以及香港的實際情況作出判決。如果在審訊中屢次出現各種空子，讓黎智英一方不斷利用，藉此逃避或減輕刑責，這對於國安法將是一次損害，各界都不希望看到，中央更不會容許。
不過，香港國安法早已為極端情況進行「兜底」，當中明確在三類情況下，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可對案件行使管轄權，當中包括「出現特區無法有效執行國安法的嚴重情況」、「出現國家安全面臨重大現實威脅的情況」。屆時，案件將由駐港國家安全公署負責立案偵查，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有關檢察機關行使檢察權，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有關法院行使審判權。沒有人希望出現這些情況，關鍵是法庭必須嚴格按國安法辦事，不要被所謂司法程序牽着鼻子走，必須落實國安法的原意和目的。
資深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