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了三年時間，特區政府於本月初撤銷「口罩令」，意味社會完全復常，香港徹底除去疫情的陰霾，市民臉上終於能再現笑容。但同一時間，有人再挑矛盾，把撤銷「口罩令」與「禁蒙面法」刻意連結起來。一曰為公共衞生理由，政府不應限制市民在集會遊行期間戴口罩；又云「禁蒙面法」剝奪港人日常戴口罩的權利……究竟是誰這麼希望撤銷「禁蒙面法」，在背後操弄這些似是而非的觀點？社會各界與特區政府都應提高警惕。

首先不得不問的是，「禁蒙面法」究竟如何跟撤銷「口罩令」扯上關係？撤銷「口罩令」，簡言之，就是回復至三年前未有疫情時的情況。當時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固然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戴口罩，即使是「口罩令」實施後，也從未見任何人因為在日常生活中戴了口罩，而被控違反「禁蒙面法」。現在「口罩令」撤銷了，理解起來就更加簡單，何解疑問反而多了起來？

也許這涉及一點歷史因素。「禁蒙面法」的正式生效日期，是2019年10月5日，而香港錄得首宗新冠病毒個案，是2020年1月23日，而實際上，不少市民在2019年年尾，已因新冠疫情新聞而自主戴起口罩。

反中亂港勢力蠢蠢欲動

從「禁蒙面法」實施，到香港社會廣泛建立起戴口罩的習慣，兩者只相差大約三個月時間，這就造成了兩個結果：第一是「禁蒙面法」的效果被「沖淡」了，疫情在無意中為暴徒戴口罩掩飾身份提供了絕佳的掩護，亦間接令政府在短時間內，無法充分地向社會宣傳「禁蒙面法」的作用和立法目的，這就導致第二個結果，即一部分市民對「禁蒙面法」未作詳細了解，而給一些別有用心者可乘之機以大做文章。

「禁蒙面法」第3條列明，在非法集結、未經批准集結、公眾集會、公眾遊行等四類活動中使用蒙面物品，才算犯法。而「使用蒙面物品」的標準，為「相當可能阻止識辨身份的蒙面物品」。不難理解，「禁蒙面法」由始至終，只是禁止在某些被規管的集結、集會或遊行時蒙面，完全不影響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

假如市民確實有佩戴口罩的需要，在集會遊行期間是否必須冒健康風險而除下口罩呢？條例對這類情況亦列明了免責辯護，包括一、該人當時身處有關集結、集會或遊行，正在從事某專業或受僱工作，並於正在作出與該專業或受僱工作相關的作為或活動時，為了該人的人身安全，而使用有關蒙面物品；二、宗教理由；三、先前已存在的醫學或健康理由。即如果是孕婦、有氣管敏感或免疫系統問題的市民，仍然可以在集會遊行期間戴口罩。

特區政府撤銷「口罩令」一舉，合情合理合法，但一些人偏偏要拿「禁蒙面法」來說事。背後原因，其實不難理解，有人就想利用疫情過後的機會，逼迫政府一併撤銷這條維護香港社會安寧的法例。雖然目前反中亂港勢力已然潰不成軍，或轉成地下活動，但這不代表他們就此罷休，事實上，香港面臨的安全威脅並沒有完全消除。上周警方國安處拘捕兩名男子，涉嫌管有「羊村」繪本等煽動刊物；再早一個禮拜，警方亦拘捕一名23歲女子，涉嫌在網上發布煽動「港獨」的信息。這說明，一些人仍未放棄煽動暴亂、煽動「港獨」的目的，而要達到煽動的最大效果，他們就需要把遊行集會期間的蒙面行徑合理化，所以才突然大肆抹黑「禁蒙面法」打壓人權自由云云。

說到這裏，又不得不重提「禁蒙面法」為何立法，並為何有所必要。2019年的黑暴之所以得其名，不只因為暴徒以黑衣為記號，更由於其作奸犯科時，往往利用口罩、圍巾、墨鏡、頭盔等掩飾身份，不只藉此逃避警方追查，更因此而令更多人被煽動、有恃無恐地突破暴力底線。

「禁蒙面」是世界通行慣例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津巴多在其著作《路西法效應》中，就提出即使是普通人，在特定情況下，人格、思維和行為方式都會突然失序，甚至集體作出違反道德的罪行。其中一種情況就包括去識別化，透過匿名、變裝或使其他人無法看見自身樣貌等方式，避免承擔責任。他更特別舉出20世紀在美國白人至上主義組織的三K黨作為例子，當年美國有不少州份因為三K黨的惡行而通過禁蒙面法。如果把目光移到歐洲，例子就更多：法國、德國、意大利……這些西方民主國家，無一例外全部有禁蒙面法，其中不少更是21世紀後才訂立。也就是說，禁蒙面法並不是過時法律，而是針對現代廣泛國家所面對的問題而衍生之需求。

至此，「禁蒙面法」究竟有否侵犯公民權利、損害自由，只要了解過立法前後的因由和外國的經驗，相信都不難作出定論。藉這個機會，其實特區政府也應該重新宣傳並向公眾解釋「禁蒙面法」，一來避免有人加以利用大做文章，二來也是打擊黑暴殘黨，讓他們不敢輕易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