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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只講了一半》:為了不忘的紀念\谷中風

  圖:《撞死了一隻羊》劇照。

2023年5月8日,著名導演萬瑪才旦病逝。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令喜歡他電影和文學作品的人悲痛不已,不少哀悼和紀念文章用了「故事只講了一半」的標題。而這也是萬瑪才旦小說集的名字。《故事只講了一半》(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3月)收錄了十部短篇小說,同樣以藏族題材創作的藝術家陳丹青如此評價:「萬瑪以他難以捉摸而充滿人文意識的才華,令人對今日藏地的文藝活力,刮目相看。」

翻開《故事只講了一半》,小說閱讀之旅尚未正式開啟,先讀到了作者的一段話:「很多時候,我分不清什麼是真實,什麼是虛偽,它們的界限在哪裏。我分不清。」我以為,這段話概括了這部小說集中作品的整體風格,這也是本書給閱讀者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站在真與幻的界限上

人類是被故事餵大的物種,講故事、聽故事是人類的天性。而故事的本質是亦真亦幻、似假還真,因為其真,讓人感同身受,又因其幻,叫人痴醉流連。萬瑪才旦這本小說集裏講述了多個真幻交融的故事。比如,《水果硬糖》裏的母親,少年時得到活佛贈糖,大兒子成了理科優等生,小兒子卻成了活佛;《特邀演員》裏那位牧民年邁僻居,卻娶了位年輕的妻子,都可謂人生奇遇記。《屍說新語:槍》把西藏民間傳說嵌套到小說中,營造出奇幻而神秘的氛圍;《切忠和她的兒子羅丹》的故事和多個劇種的共享劇目《白鯗娘》頗有些親緣關係,卻因置於藏地背景下產生出的陌生感而給人帶來獨特的審美體驗,讓人感慨文化碰撞之奇妙。

如書名所示,這些故事大都「只講了一半」。讀到戛然而止的結尾時,我多少有些愕然,轉念一想,卻感到作者止其當止,又在情理之中。在現實的邏輯裏,這些故事即便訴諸巧合偶然大概也只能獲得牽強的解釋,但在萬瑪才旦構建的文學語境中,卻顯得確鑿無疑。這或許和他質樸、節制、冷靜的文風有關。近乎白描的手法,總會給筆下的一切增添真實的質感。不過,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敘述自覺站在真與幻的界限上,提步向前,便入真境,縮步回撤,則入幻地,而這其實也是優秀的小說家或者講故事人的不二法門,恰似列為全書之首的那篇《故事只講了一半》裏的扎巴老人,只要一講故事就會進入一種狀態:「那種狀態很特別,我有點不知道該怎麼描述。跟說唱《格薩爾王傳》的那些神授藝人的狀態有點相似。他們似乎是進入了一種完全忘我的狀態裏面了。」

展現藏地人生百態

書中的小說大都採用了「我」的視角,又在人物對話上着墨甚勤,這樣的處理有效增強了故事的視覺感和節奏感。我們彷彿代入「我」之耳眼,感受到藏地人生百態。

小說裏的主人公如高居神山之上的凡人,既有超俗的氣質又有不脫塵世的特徵。這些人物似乎離我們很遠,又似乎就在我們身邊。比如,我個人最喜歡的《特邀演員》裏,老牧民原本不答應做群眾演員,他認為自己的影子留在照片上,死後靈魂就得不到解脫,後來卻主動找到「我」,表示願意參演電影,「我」對他的變化感到詫異,老人說送年輕的妻子去醫院生孩子需要花錢顧不上那麼多了。「我」問他:「那你將來死了,靈魂得不到解脫怎麼辦?」老人說:「不解脫就不解脫吧,只要他們母子能平平安安就好!」老人拿到劇組給的錢後在收據上寫了自己名字,又要來印泥按了指印,「看了看自己沾着紅色印泥的手指頭,往衣服的袖口擦了擦,又看了看我,似乎這才徹底放心了」。小說沒有明示老人究竟對什麼「放心」了,或許是對自己的少妻,或許是對即將出生的孩子,或許是對這筆迫使他放棄了原有觀念的交易,而我更願意解讀為他對這個世界放心了。作為一個遠離塵世的老人,以自己的付出保證了家人的平安,在與凡俗世界聯繫的再組中獲得了某種確定感。從他的故事裏,我們具體而微地讀到了傳統與現代、信仰與世俗的對撞,而這正是萬瑪才旦文學影視作品一以貫之的主題。

《水果硬糖》裏的小活佛多杰太也是一例。當同母異父的哥哥多杰加問他是否真的以為自己就是卓洛倉活佛的轉世時,他答道:自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有時候,我也很恍惚,想是不是人們搞錯了,但是再後來我又想,這些已經不重要了,既然有人給了你這個尊貴的稱號,你一定要自己努力,才能配得上這個尊貴的稱號。」聽到這話,哥哥很認真地說,「現在我倒是真正覺得,你就是卓洛倉活佛的轉世啊」。弟弟笑着說:「你這樣說我很高興,我就把自己當作卓洛倉活佛的轉世,好好學習,以後好好為信徒們做點有意義的事情。」在此,我們不能忘記小說設定多杰加是受過大學教育的醫生,那麼,不妨做如下理解:這對兄弟隱喻着科學和人文也即人類思想文化的兩大主脈,作為故事敘述主體的「我」,也就是他們共同的母親,則象徵着孕育文化的大地,而「我」的故事的所有源頭又開始於卓洛倉活佛當年賜下一把水果硬糖。我以為,萬瑪才旦在這個別致的故事裏藏了一部人類文明的歷史。當多杰加和多杰太互相理解,親近地坐在「我」的床前,我們彷彿看到作者對文明進路的信心。

藝術通感的小說表達

和《水果硬糖》《特邀演員》等神聖外袍下藏着溫馨不同,書中的另一些故事不留情面地剖開了現實。《一隻金耳朵》裏的「哥哥」咬掉了同桌的耳朵,同桌的父親是派出所所長,哥哥只好逃亡。多年後,哥哥以商人的身份攜巨款回到了家鄉,希望用一隻金耳朵補償同桌,但沒有得到原諒。後來,他為了求派出所所長放過夥同小混混搶了雜貨舖的弟弟,割下自己的耳朵「清償」了這筆宿債。小說結尾安排這兩個都失去了一隻耳朵的同學達成了和解,但無法遮蓋訴諸暴力血償原則的冷酷,掩卷之後仍叫人久久沉思。《詩人之死》裏詩人的悲情故事,結束於「詩人杜超去世已經整整一年了。詩人留在這個小鎮上的除了『那個瘋子』『那個兇手』等幾聲謾罵和一本薄薄的詩集之外,什麼也沒有」,則滲透着魯迅般滋生於絕望之淵的現實批判。

讀罷整部小說集如同經歷了藏地多變的天氣,或許因為萬瑪才旦身兼文學家與藝術家,他筆下製造和傳遞出的藝術通感,令各篇小說超越了文學樣式的限制,以不同的藝術樣態留印在讀者腦中。以我的閱讀體驗,《水果硬糖》如一幅油畫,視覺中心並排站着一個醫生一個活佛,遠景則是他們的母親,再遠處是卓洛倉活佛和連綿的藏地群山。《猜猜我在想什麼》像一組電影鏡頭,洛藏擺開昂貴的青稞酒,焦躁而暴戾地說着話,周圍是面目模糊、舉止機械的村民,「我」是唯一的對話者,當洛藏說想花五十萬買條人命時,鏡頭定格,只留「我」的畫外音:那你殺了我吧。《你的生活裏有沒有背景音樂》像一幕話劇,「我」和咖啡館偶遇者聊着電影、愛情和人生。《屍說新語:槍》《詩人之死》和《故事只講了一半》又分別像動畫片、懸疑片和紀錄片,各以其誇張、緊張和紀實的風格,推進故事的講述。

我想,天假以年,這部不算太厚的小說集,或許會變成若干部優秀的影片,在銀幕上帶給我們更多的感動和思考,遺憾的是,這一切只能停留在「或許」了。故事雖只講了一半,講故事的人已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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