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安德里亞·埃利奧特的《看不見的孩子：一座美國城市中的貧困、生存與希望》（林華譯，中信出版社，2023年），我感到深深的震撼和感傷。如作者所言，美國女孩達薩尼的故事就是紐約市的故事，也就是美國的故事。這個故事揭開了美國社會悲慘的一角：每5名美國孩子裏就有1人生活在貧困中，2012年美國的貧窮兒童為1600萬，兒童貧困率在富裕國家中居於首位。這部描寫細膩又感人至深的非虛構作品，呈現了貧困在美國社會的代際傳遞及其對人性的戕害。

作者以社會學的視角和文學的筆法剖析了貧困與種族、與社會制度的聯繫，特別是對美國兒童寄養制度等社會保障體制的批判，更讓讀者看到貧困及其帶來的不幸在美國不僅是個體的不幸，而且是制度的後果。

達薩尼故事裏的美國史

作者在「後記」中對書名作了解釋：「孩子們掙扎在美國政治的邊緣，他們沒有投票權，他們的聲音很少被聽到」。本書的主角達薩尼就是這樣一個「看不見的孩子」。作為紐約無家可歸者中的一員，達薩尼生活在一個重組家庭，父母都是有色人種，沒有工作，身染毒癮，混跡街頭。作為家裏的老大，她負責照顧七個弟弟妹妹。達薩尼曾被送往寄宿學校讀書。在那裏，她過着和「街頭」不同的生活，努力改變壞習慣，融入集體，好好學習，似乎有機會逃離悲慘的處境，然而，命運像拴住風箏的那根線，執拗有力地把達薩尼拖回了貧困的泥沼。

達薩尼媽媽的名字是「香奈兒」，這是因為她的外祖母喬安妮懷孕時注意到了這種法國香水的廣告。達薩尼的名字則是一種瓶裝水的牌子，就在她出生前，這種瓶裝水出現在布魯克林的雜貨店，無獨有偶，達薩尼最親密的妹妹阿維亞娜的名字來自價格更貴的依雲牌（Evian）礦泉水。當然，香奈兒是沒錢買這些「奢侈」的瓶裝水的，就像喬安妮用不起法國香水。這些牌子代表着通向更美好世界的門戶，但美好的世界不屬於達薩尼們。這個達薩尼能看見並以其為名的世界很少看見她。如果想真正「看見」達薩尼，不但要看到流淌在達薩尼血脈中的歷史，還要看到時刻影響她生活的兒童保護、公共援助、刑事司法、無家可歸者服務等社會保障體系，以及隱藏在這一切中的飢餓、暴力、種族隔離、毒品、污染等美國歷史和社會中無法迴避的東西。

如果承認達薩尼的故事是個悲劇，那麼其根源必須追溯到她祖先的故事和他們經受的各種苦難，從北卡羅萊納的奴隸制到布魯克林的種族隔離。達薩尼的祖先第一次被記載，就是作為白人奴隸主賽克斯的「財產」，這個叫戴維的小男孩是達薩尼上六代的外祖父，身價為100美元。1870年，戴維脫離奴籍，參加了第一次把美國黑人計算在內的聯邦人口普查。從此，他們家族的命運嵌入到美國的歷史中，這一點和同為美國人的白人一樣，但作為黑人，戴維和他的子孫從未同樣享受美國歷史進步帶來的一切。比如，達薩尼的曾外祖父作為二戰老兵帶着多枚勳章退伍後，並沒有像白人同事那樣在《退伍軍人權利法案》的支持下步入中產行列。正如書中所言，「把非裔美國人排除在房地產市場之外，外加剝奪他們上大學、獲得白領工作的權利──這一切打下了達薩尼所繼承的持久貧困的基礎」。

破壞親情紐帶的福利制度

當然，現實生活中的達薩尼未必了解祖輩的歷史，更讓她和家人感到頭疼的是號稱為了他們福祉而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這套制度以維護人性和社會為基本設定，卻以極其僵硬而不近人情的方式運轉着。書中辛辣地指出，「被市立無家可歸者服務機構定為『合格』意味着在自己最親的家人眼中不合格。只有當家人對你關上了門，收容所才可能對你敞開大門。」其實，對於窮人而言，最天然的依靠是親人。達薩尼的父母反覆叮囑孩子要「在一起」，孩子們不止一次強調「彼此是唯一的所有」。達薩尼則說，「家是人。是和我在一起的人。是和我一塊長大的人。說實話，那才是真正的。那是從第一天開始就支持我的家。」但正如作者一針見血指出的，在美國的福利制度下，「窮就要受到監視」，接受救助的條件是放棄擁有家人的權利。因此，達薩尼以及她的弟弟妹妹一次次被迫與父母分離，去往不同的寄養家庭，即便只有3歲的莉莉也在五周內經歷了四次與家人的分離。

進入無家可歸者收容體系後，福利制度的差勁進一步表現出來。在達薩尼一家居住的奧本收容所裏，充斥着老鼠、蟑螂和黴斑，如同監獄一般。以至於居住在這裏的孩子走在街上一眼就能被看出來，「他們神情萎靡，猶如剛移植到新土壤的植物──那是經歷了長期流離失所的人遭受的所謂『根部休克』（root shock）」。工作人員每次到收容所來的工作主要是挑刺兒，比如指責住戶的房間太亂，不夠乾淨，對於收容所本身失職造成的問題卻視而不見。達薩尼家水槽出了毛病後就一直沒有人來修理。漏水的滴答聲吵得達薩尼實在受不了，她自己動手竟然很快就修好了。對此，作者無奈地諷刺：「沒人注意到這個收容所的預算是900萬美元，它的上級機構掌管的資金更是收容所預算的百倍以上，而在這個收容所裏，修水管要靠一個11歲的女孩。」這套制度在給予窮人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時增加了他們生活的不確定性，陷入這一系統的達薩尼們如一顆棋子，被系統管理者挪來挪去。而這又讓他們養成了把自己的麻煩歸咎於他人的心理習慣，反過來削弱了走出困境的內在動力。

悲劇循環裏的人性微光

為了寫作本書，安德里亞·埃利奧特從2012年開始以「沉浸者」而非傳統記者的身份和達薩尼一家一起待了8年，記錄了大量筆記和照片，以及132個小時的音頻和28個視頻，還掌握了從學校成績單到毒品檢測報告約1.4萬份官方文件，充足的資料使她的寫作既有來自歷史縱深的犀利批判，又有源於深厚共情的人道情懷。而且，這一切非以分析論辯的語言呈現，而是體現在全書字裏行間。

書中反覆寫到某種「巧合」。比如，1953年，喬安妮出生在坎伯蘭醫院，30年後，醫院關門，變成了紐約市經營的無家可歸者收容所，正是達薩尼居住的奧本收容所。而當達薩尼一家被收容所除名後，他們的物品包括喬安妮的骨灰被一股腦兒扔進了垃圾箱，再也找不回來。就這樣，喬安妮在出生57年後消失在了她出生地的垃圾堆裏。再如，香奈兒和丈夫無上與兒童保護服務機構會面時，去的是無上小時候到過的同一個辦事處。達薩尼的弟弟因為襲擊一名中年婦女被捕時，是在父親無上曾經被捕的同一個警員分局。這種帶有「循環」意味的描寫，形象地勾勒了達薩尼們困在代際貧困怪圈中沒有出路的人生。同時，又促使讀者思考美國社會中造成貧困複製的各種結構性關係，包括但不限於個體與城市的關係、無家可歸者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關係、黑人劣勢和白人特權的關係。

毋庸諱言，達薩尼的父母以及他們的底層親友大都是不完美的，他們吸毒、偷竊、打架，混跡街頭幫派，對此，作者沒有迴避。同時，她也毫不吝嗇地描寫了閃爍在他們身上的人性毫光。比如，香奈兒在達薩尼上台演出前最後一刻趕到，送來了炸薯條和跳舞必需的緊身衣。前者是用剩下的最後幾美元買的，後者則是從百貨商店偷的。再如，當香奈兒為女兒的新校服一籌莫展來到喬安妮的公寓時，發現母親已經為每個孩子準備好了新校服，「大小一點不錯」。而當喬安妮死去，香奈兒無力舉辦葬禮時，喬安妮昔日的情敵謝麗出手幫了忙。這些內容裏滿是夾雜了辛酸的母愛和友情，讓我們由衷感到：達薩尼們不應是被社會監控或鄙棄的另類，而是與所有人共同分享尊嚴的人類，即使被救濟，也應該像人那樣被尊重和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