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劇作家彼得·庫克有一句俏皮話：「我在派對上遇到一個人，他說，『我正在寫小說』，我回答，『真的嗎？我也沒在寫呢』。」言外之意是對方在講大話，因為在常人眼中，寫小說並非易事，更何況人生已步入下半場，但有些人卻不這麼看。
在今年四月的倫敦書展上，英國珍妮布朗合夥人文學經紀公司就宣布設立一個新獎項，專門獎勵五十歲及以上新出道的小說家，獲勝者將贏得一千英鎊的獎金，並可在蘇格蘭寫作靜修地孟雅克摩爾住上一周，與其他作家、編輯、文學經紀人討論作品及獲得建議。用公司負責人海頓的話說，人們普遍認為，當第一本書問世時，作者必須很年輕，但看看暢銷書排行榜，上面滿是年長的處女作小說家，設立這個獎項的目的，就是想對五十歲以上的人說，你也可以成為一個閃亮的新作家，只是年紀大了而已。
海頓提到的現象很常見，在大眾印象中許多作家出第一本書時年紀都不算太老，比如海明威二十七歲時寫出了《太陽照常升起》，菲茨傑拉德二十八歲寫出了《了不起的蓋茨比》，福樓拜二十九歲開始寫《包法利夫人》，喬伊斯在三十多歲時寫了《尤利西斯》，卡夫卡寫《變形記》時三十一歲，托爾斯泰開始寫《戰爭與和平》時三十四歲，就算被指大器晚成的普魯斯特開始寫《追憶似水年華》時也不到四十歲。因此人們也很容易形成一種思維定式：年齡一旦過了四十歲，寫作這艘船就已經起航。
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有不少作家是在中年或更晚開始寫作，像是馬爾克斯出版《百年孤獨》時已四十歲，馬克·吐溫出版《湯姆·索耶歷險記》時四十一歲，笛福寫出《魯濱遜漂流記》時快六十歲，弗蘭克·邁考特出版《安吉拉的灰燼》時六十六歲。就近年而言，類似的例子也比比皆是，理查德·奧斯曼的暢銷書《星期四謀殺俱樂部》於二○二○年出版時，他還差幾個月就五十歲，而邦妮·嘉姆斯寫出第一本小說《化學課》時，也已六十五歲，該書成為去年最暢銷的處女作之一。
事實上，為年長的處女作小說家設立獎項已非首次，二○一八年，英國皇家文學學會便設立了克里斯托弗·布蘭德獎，每年頒發給一位在五十歲或以上時首次出版的小說或非小說類書籍的作者，總獎金一萬英鎊，旨在鼓勵年長作家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該獎項的命名是為了表彰克里斯托弗·布蘭德爵士，他在第一部小說出版時已有七十六歲高齡。布蘭德獎的首位獲得者是雷諾·溫，她在無家可歸後，於五十五歲時寫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本小說《鹽之路》，講述了她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對於這些作家起步較晚，海頓形容是由諸多原因造成，比如有人年輕時忙於生活和事業，根本沒有時間奢侈地寫作，或者有人只是單純地覺得寫作非常神秘，就像一座他們不知道如何進入的古老城堡。但當人的年紀大了，除了擁有更多的時間和機會去追求自己的興趣──寫作，還積累了豐富的人生經驗，這時年齡反而成了寫作的優勢。如同今年九月即將問世處女作小說《閃電戰中的謀殺》的女作家弗里克·埃弗里特，她在出版合同上簽名時已經五十二歲，用她的話講，「在我二三十歲的時候，要養育兒女和償還房貸，沒有任何時間寫東西，直到八年前才得以抽身動筆，我從沒想過放棄寫作，因為我愛它勝過一切。」她還說，與二十多歲相比，五十多歲的她在寫作時更加遊刃有餘，「歲月讓我能夠更好地理解人類心理，包括愛恨、內疚和其他很多複雜的情緒。」
女作家佩內洛普·菲茨傑拉德也是如此，她快六十歲時才開始寫作，年近七十歲時憑藉小說《離岸》獲得英國布克文學獎。在此之前，她為家庭和事業疲於奔命，她曾有過一長串職業經歷：在政府部門、電台工作過，當過雜誌編輯，做過書店職員，教過學生等等。直到有一天，子女都已經長大，時間也終於屬於她自己，她立即投入創作。在佩內洛普眼中，一個人可以在一生的任何時刻開始寫作，年齡從來不是障礙，而人生中所有經歷都可以成為最珍貴的寫作素材。就像她在《離岸》中借主人公瑪莎之口道出：「難道你不明白嗎，你學的每一樣東西，你受的每一種苦，都會在你人生的某個時刻起到作用。」
至於寫下兒童文學經典《黑駿馬》的安娜·塞維爾，由於身體的疾病，在五十七歲時才完成人生中唯一一部著作。她十四歲時因意外落下腿部殘疾，從此拄着枴杖四處尋醫伴隨了餘生，當她寫作時健康已每況愈下，經常虛弱到只能口述，要由母親幫忙代寫，在小說出版後不久她就離世。也難怪有人說，這部在歐美長盛不衰的小說，喚醒一代又一代讀者去理解所有不會說話的動物，恰如她苦難一生的某種隱喻。
正如英國文學專家菲利巴·普賴德所言，每個人心裏都有一本書，每個人也都能成為作家，只要通過大量閱讀、花時間培養寫作技巧和有意識地模仿訓練，不論年齡有多大，總能把它拿出來。張愛玲說過，出名要趁早，但寫作永遠不嫌遲。
